秦軍被摧毀後，左良玉的軍隊是明朝的最後一支主力軍。當李自成進入山西時，明朝早已危在旦夕。崇禎多次命令左良玉發兵，但左良玉早已被李自成打敗，因此拒絕與李自成交戰。
1644年，崇禎下令封左良玉為寧南伯，給其子夢庚平賊將軍大印，並承諾如果成功擊敗李自成，將封他們的父子世襲駐紮在武昌。他還命令左茂在路過時督促他發兵。因此，左良玉制定了發兵計劃。在他發出後，卻沒有得到朝廷的回覆，後來他聽說北京被佔領，崇禎皇帝被迫上吊了。
後來左良玉相信東林黨，聽說了朱由松原本是假皇帝，在南京各種荒淫無道，於是左良玉舉兵打出了「清君側」的旗號。
因此，成千上萬的軍隊，順江東下，南明最大的一個烏龍球，直接進入自己的球門。士兵才到九江，左良玉死了，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他的兒子繼續向東移動。馬士英決定，由兵部尚書阮大成將與黃成功、劉良佐等組織攔截。而當他知道清軍的重兵已經進入江蘇時，他仍然要求弘光帝的手詔，命令史可法派兵守衛南京。
當時左良玉剛死大軍還在攻打南京的路上，其子左夢庚領兵去打南京——你沒看錯，當清軍壓力山大的時候，南明政權正在內鬥:東林黨與左良玉「清君側」團結合作，手握重兵的黃成功拼命「平息左良玉叛變」，還有那個名義上的明皇帝朱由松出去調解：「左良玉並不是真的想造反啊，我們應該集中力量對付南進清軍。但內閣首輔馬士英立即回去：「清軍來了，我們可以和談嘛，要是左良玉來了，我們就死了。「喧外必先安內，寧與友邦不給家奴，似乎也是一脈相承啦。
在左兵進攻、清兵南進的危機時刻，弘光傳旨:「上遊急則攻上遊，北兵急則攻北兵。」之後，黃成功等人擊敗了左兵。5月13日，左良玉之子左夢庚率軍投降清朝。
順治二年閏六月，清靖遠將軍英親王阿濟格接收了左良玉部，包括他的兒子左夢庚和總兵12人，馬步兵10萬人，船舶4萬艘；
清軍記載所謂80萬軍隊的左良玉，只有3-4萬人，連同拼湊的散兵遊勇和投降的農民軍。其中很多還是黃得功解決的，至少有5000人後來逃離了左良玉的控制。左良玉殘留的軍力也就2萬人，可能還沒有……清朝怎麼可能可以從左良玉手下接管了「10萬人」……其實這只是清軍胡編亂造的數字。幸運的是，明朝的檔案沒有被清朝完全燒毀，事實才得以佐證。
兵多不意味著戰鬥力強，如若多而不精，就是烏合之眾，這是自古以來一以貫之的道理，「有制之師兵雖少，以一當十，餉愈省，兵愈強，而國富。無制之師兵雖多，萬不敵千，餉愈貴，兵愈弱，而國貧」，軍隊惡性擴張，造成的結果就是誰也打不過，還會導致國貧民窮，造成的後果只有一個，「兵愈多者，力愈弱；餉愈多者，國愈貧」，所以軍隊數量和軍隊實際戰鬥力的關係真的是次要的，否則我黨也不會一再的精兵簡政。
像左良玉的軍隊就突出了典型的「兵愈多者，力愈弱」的這個現象，其職業生涯後期統帥的軍隊已經遠遠不如其前期了，下面我就回顧一下左良玉的軍隊走上惡性膨脹之路的經過，注意這和主帥左良玉擁兵自重的觀念形成密切關聯，並分析其職業生涯後期所謂「八十萬軍隊」的實際戰鬥力。
想當年，事業起步期的左良玉在明廷也是一位「積極向上」的將領。別的不說，至少殺敵立功那是不帶水分。崇禎三年，「論恢復四城功，與文詔等同進秩」，崇禎四年，「己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僅僅三十二歲，能從一個貶謫犯罪的軍官到總兵官，那真是實打實的靠著戰功積累往上爬的，想想看，能緊隨曹文詔一起論功的，實力也算是拿得出手吧！
左良玉於崇禎六年率領2000多名昌平兵去河南鎮壓農民起義軍，首戰於涉縣之西陂擊敗起義軍。同月，又大敗起義軍於懷慶，「大破之，多多所斬獲」，是其聲名大噪的一仗，左家軍的名頭就此打響，農民起義軍至此將左良玉視為勁敵。
《豫變紀略·卷二》：流賊由是大懼，部中皆呼為左爺爺，望見左軍白旗，即三五騎，亦不敢枝梧，輒奔潰披靡。左家軍之名，由此起。
在其進軍河南初期，與曹文詔、鄧𤣱、李卑等人合作共同鎮壓農民起義軍，從大的局勢上來說「勝負略相當」，而左良玉與鄧玘的合作尤其密切，史稱「斬獲尤多」。在這個時候，左良玉是沒有擁兵自重的想法的，「剿賊」也算是積極。
但是一系列因素使左良玉的想法迅速改變，促使他走向了軍閥之路，其實這個端倪也是在崇禎六年就開始了。
首先是對朝廷特別不爽。一開始倒是明廷弄出的么蛾子，那一年崇禎估計要加大「剿賊」力度，於是派京營去河南參戰，隨京營趕赴河南的還有眾多宦官，其任務就是監軍，其監察對象自然也包括左良玉，宦官這玩意說實話很難有好人。於是乎，就造成了如下結果：然諸將以中官監軍，意弗善也。這個諸將很難說沒有左良玉的名字。
而那些宦官整出來的破事也是更大，硬生生中了起義軍詐降之計，在形勢稍好的情況下，令「諸將俟朝命，不出戰」，後果就是起義軍跳出合圍，「中原益大殘破」。可想而知，左良玉等將領肯定直呼：MMP。
左良玉在駐紮河南期間，與當地督撫關係很差，再加上其治軍風格在地方官員看來過於乖張，軍隊放開了劫掠，導致了其受到的彈劾越來越多，長此以往，肯定與中央離心離德。於是，「督撫檄調，不時應命，稍稍露跋扈端矣」。軍閥那味道就來了。
《明季北略·卷十二》：其為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為我殺賊耳。」鄢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己纖毫不取，其得眾以此。
其次、從左良玉本人來說，這人根本就沒有什麼「忠君愛國」的觀念，不會受這方面思想的束縛，而觀望形勢的能力則很強，隨著年深日久，局勢對於明廷來說越發不利，以前的戰友如曹文詔中伏戰死，鄧玘被鬧餉的亂軍砍死。可以說效忠明廷的人結果都不好，左良玉心裡不能有所震撼。
於是，他的心靈在崇禎八、九年「升華」了，本來就不受朝廷待見，剿賊形勢又不好，自保絕對是第一任務，為朝廷效忠直接丟到九霄雲外便好，仗能打就打，打贏了討賞，不能打的，不管朝廷怎麼催，我就是不動，甚至我還養寇為患，軍閥化全面開啟。
而當軍閥的第一要素是什麼？無疑就是軍隊，既然想明白了，就不難理解左良玉的軍隊就像脫韁了的野馬一樣瘋狂的擴張了，良莠不齊照單全收，數量瘋狂膨脹，「在懷慶與督撫不合，始圖緩追養寇，收其降者以自重」。由於其與張獻忠部交戰最為頻繁，所以其麾下大部分都是從張獻忠麾下吞併過來的。在朱仙鎮之戰前號稱有軍二十萬，聽上去甚是威武，但是實際戰鬥力卻甚是拉胯，對上李自成重裝升級，開始正規化的起義軍，水平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遇到小挫突然間就炸營崩潰了，李自成的部隊反而更加訓練有素，表現的更像官軍，左良玉「一夕拔營遁，眾軍望見皆潰」。
朱仙鎮之戰後，左良玉「親軍愛將大半死」，戰鬥力大為削弱，把襄陽一郡之人充作為軍，後至武昌稱有軍八十萬，但是烏合之眾居多，「其後歸者多烏合，廝役扈養之人居大半，稍黠有力者牟什一以自救」，看見吧！能打的還不足十分之一，後來左良玉和弘光政權鬧翻，還東下攻擊弘光政權，結果被四鎮之一的黃得功抽的滿頭包，黃得功兵力多少知道嗎？《甲申朝事小紀》載：所部不過三萬。另外一個數字更驚人，根據《江南聞見錄》載，黃得功死後，其部投降清清廷，經點驗，「黃虎山兵約萬餘人」。80萬對3萬還被打的不能東進一步，可見左良玉部真實的戰鬥底蘊有多低，再說一個事，在被黃得功狂抽前的七天，還在銅陵被黃斌卿部狂抽了一頓，真是「優勢在我」啊！
以下就對左良玉部的兵力做一下討論，最先質疑左良玉兵力的應該是魏源，其《聖武記》中寫到「左良玉兵號八十萬，末年亦動言三十萬，高傑兵動言二三十萬，及降英王、豫王軍前，則左兵十萬、高兵十三萬而已」，此是魏源根據《清世祖實錄》的阿濟格奏報而來，而這個數據不排除阿濟格有誇大成分。
而根據更多史料顯示，左軍的戰力遠遠低於10萬之數，根據當時按察使高鬥樞的所寫的《守鄖紀略》顯示，真實情況是，「左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和當時所謂的20萬大軍大相逕庭。
在其退守武昌後，又稱有80萬大軍，實際上真實戰兵非常有限，根據馬士英的奏報，稱：「戰士、降丁約三、四萬，而小子、婦女約二十餘萬」。
而根據《弘光實錄鈔》上記載，和左良玉同在湖北的湖廣巡按御史黃澍為左良玉請餉時，就說：「左鎮食糧之兵，原額一萬八千」，還有李清的《三垣筆記》在「楚鎮兵五萬餘」，不管哪個數字都遠遠低於80萬，也只有阿濟格報奏疏所報的一半甚至不到。
所以，左良玉根本就沒有所謂的80萬大軍，根據以上信息，能算的上有戰力的，最多只有原額軍18000，新招兵丁3萬多，總數5萬左右罷了，其他部分不過是家口、土匪、老弱病殘充數罷了，80萬大軍純粹是牛皮吹出來的，不談也罷，事實上明朝將官們虛報兵額連清廷都知道，多爾袞曾經就揶揄道：「明朝虛張聲勢，動說兵數百萬，若果有精兵，數十萬自足破賊，為何任其流毒，致十數年不結！」，所以，左良玉所謂這80萬聽聽就好，不要相信得了。
再糾正一個錯誤，和左夢庚部對上的不是10萬清軍，阿濟格滿打滿算只有5萬人。就左夢庚部這實力抗清清肯定是算了，左部最後時刻就只有刀刃向內戕害老百姓的本事了。
引用文獻：《竹葉亭雜記》、《明史》、《豫變紀略》、《聖武記》、《弘光實錄鈔》、《明清史料》乙編、《綏寇紀略》、《石匱書》、《明季北略》、《守鄖紀略》、《三垣筆記》、《多爾袞攝政日記》、《甲申朝事小紀》、《江南聞見錄》、《明通鑑》
後世對左良玉向有爭議，不僅坊間處士橫議，就如清代史學家徐鼒，也在其編撰的《小腆紀年》裡，直斥「亡明之天下者，左良玉也」，似乎尤恥於引清兵入關親赴緬甸絞殺永曆帝的吳三桂。
詬病最深的，要數手握八十萬兵馬，本可定傾扶危，卻止戈散馬不發一矢，悉數解甲降清，成了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觀。且左軍之中不乏如盧光祖、李國英、徐勇等一大批曾在遼東與清軍打過硬仗的將領。
平素飛揚跋扈、遇李自成軍「一夕拔營遁」、借「清君側」行逆反之事、擁五營親兵五營降軍號百萬之師而降清，明亡的責任被妥妥的歸咎於左良玉。
實際上，崇禎年間內擾外患，一改過往以文統武，過分倚重武官導致軍閥飛揚跋扈漸成常態。「左馬之爭」、「北來太子疑雲」、「皇太子密函」等事件接連發生，導致左良玉最終選擇舉兵「清君側」。
自左軍兵至九江城開始，身患重病的左良玉幾已被架空。據駐守九江督撫袁繼鹹在《潯陽紀事》記載，袁的部下郝效忠、張世勳與左軍將領私下勾結，大開城門引左軍入城燒掠。
城破後，眼見九江城中火光沖天，左良玉方知部隊已入城，捶胸頓足連說: 「此我兵耳，我負袁臨侯也」。言畢，嘔血數升。而袁繼鹹則投水自盡被左軍救起，在見到左良玉後，二人曾再作約定左軍嚴禁在城中燒殺搶掠。
不料，當夜左良玉因病死於舟中，左軍秘不發喪，眾將推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作為主帥。另據《明清檔案》記載，左軍後引兵東下，沿彭澤、東流、建德、安慶一路燒殺搶掠。因此，幾十萬左軍降清發生在左良玉死後，確實與左良玉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有說左良玉所謂的「清君側」是不滿列土分茅而舉兵造反；有說左良玉確實只想除掉皇帝身邊手握大權的馬士英，不僅無造反之心，實為忠臣。甚至，後世有史家將其稱之「知大義」。
李自成軍進入紫禁城，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這時，左的部下欲以江南自立君，請兵東下。據《左良玉傳》記載，左聽後極力阻止，說 「先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變以自利也。」
為防止手下走水路擅自行動，左良玉調派水軍船隻架起大炮排列於長江之上。同時，拿出私房錢共計三萬兩，分發給諸將以穩定軍心。
崇禎自縊後，三個兒子下落成謎，《明史》、《清實錄》、《明季遺聞》、《明史記事本末》、《甲申傳信錄》等都有相關記載，可究竟是生是死卻說法各異。
1644年十二月，發現一少年因內衣上織有龍紋，且自稱是皇太子，並在蘇州城內四處晃悠。因無法分辨真假，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派太監李繼周帶同兩位公公去辨別。
負責辨認的兩位公公，在見到太子後當即抱頭慟哭，李繼周連忙派人如實飛報弘光帝。可事件至此卻出現了詭異的一幕，認為此人確是真太子朱慈烺的兩位公公和李繼周先後被滅口。
儘管，大學士王鐸堅稱此為「假太子」，甚至弘光帝還整出了一幕「群臣會審」，可民間已是謠言四起。不得已之下，弘光帝親自出面澄清，卻適得其反越描越黑。
結果，朝廷與民間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朝廷上一面倒地認定這就是個「假太子」，而民間則認為此少年確是崇禎太子朱慈烺。
當時的這種亂象，明代大學士文震孟之子文秉在其撰寫的《甲乙案事》上記載: 「朝廷之上皆曰偽，草野之間皆曰非偽；在內諸臣皆曰偽，在外諸臣皆曰非偽 」。事件到最後，「北來太子」的真偽已不重要，卻成了朝中文臣武將間蠻觸相爭。
手握大權的馬士英以此打擊異己；而正要前去截擊李自成大順軍主力的左良玉，也甩手不幹，甚至宣稱已得到「太子密函」，並親率部下順長江東下「清君側」，要扳倒馬士英。
左良玉是否假借「清君側」之名實為造反向有爭議，即便當時南明朝廷內也分作兩派，一派以首輔馬士英、阮大鉞為首的，堅稱左良玉實是舉兵造反；
另一派則是史可法、袁繼鹹等忠臣，多認為左良玉舉兵確是僅為弄清太子真假，並藉機清除馬士英。《明季南略》記載，在得知馬士英一意孤行抽調兵馬拱衛南親時，弘光帝曾表態: 「左良玉雖不應興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
只是朝廷早被馬士英把持，弘光帝的表態被置之不理。甚至明知清軍已進入江蘇北部時，弘光帝只得無奈地默許馬士英抽調重兵放棄防禦清軍，轉而駐守長江以南及對岸江北，對左良玉圍追堵截。
南明的「馬左之爭」由來已久。論行軍打仗，左良玉確是有兩把刷子。崇禎年間，左良玉帶兵已習慣於我行我素，而崇禎似乎也對其睜隻眼閉隻眼，這在明朝極為罕見。
明代以文輕武，武將雖帶兵直接對敵作戰， 可對軍事行動的決策、制定卻沒有發言和 決策權。 更有甚者，朝中幾乎是文官的天下，也即所謂的以「文臣制武帥」。
對武將的防範幾乎是全方位不留死角，軍隊中的各級武將均處在文官的監督之下，武官的考核、升遷及軍隊的後勤管理等事務全由文官掌控。武將手下部屬須同時接受駐地知府、知縣等地方官的主會，文臣常以督撫的身份統軍， 形成統軍的「文帥＂。
如熊廷弼、袁崇煥、洪承疇、楊嗣昌、盧象升、孫傳庭等無一不是文臣出身。而戰場上文臣亂指揮、瞎指揮之事時有發生，就如熊廷弼等就曾上疏予以痛斥。
明末戰事增加，武將得已重用，但真正能因應戰場變化敢於自主作出調整的將領不多。至於所謂的「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從」，現實中幾無實現的可能。而督撫統領軍隊時，卻常被賜予尚方劍，準許便宜行事，對武將有誅殺之權。
明末最著名的，是袁崇煥督師薊遼，認為總兵毛文龍跋扈，且惡文臣監製，不待奏請朝廷，袁崇煥便以尚方劍斬了毛文龍。而在接連擊敗張獻忠農民軍的左良玉，明顯對文臣監製帶有牴觸情緒。
左良玉的跋扈一定程度上是想擁有軍事決策權，且其用兵多是為保存實力，只是雖有指揮權，可軍隊的人餉仍掌握在文臣手中，明末軍中缺餉嚴重，打仗沒錢又確實玩不轉，迫使武將通常要四處求餉。於是，攻城後搶掠成了左良玉補充糧餉的捷徑。
最為致命的，是明軍與農民軍相比，是步兵多而騎兵少。左良玉堅持不打無把握之戰，其用兵策略是「遇強則逃，遇弱則戰，戰則求勝」。他也因此成了晚明唯一一個因違抗軍令，卻能多次「戴罪自贖」的將領。
只是他違抗軍令這毛病，後來也」傳染」給了部下，在圍剿農民軍時就偶有發生。直到去世前，仍無法約束其部下私自領兵進入九江城內燒掠。
文臣對左良玉的猜忌防範及黨爭加劇，特別是弘光時期被邊緣化，直接導致其借「北來太子」事件舉兵「清君側」。早在剿滅張獻忠部時，督師楊嗣昌一邊委任左良玉全權負責，一邊又私下承諾等左良玉出徵歸來後由賀人龍接替其位置。
當左良玉大獲全勝，並生擒張獻忠妻子，楊嗣昌見狀又反悔了，感覺被戲弄的賀人龍一氣之下將實情全盤告知左良玉。而被左家軍重重圍困的張獻忠，派出馬元利極力勸說左良玉。
說若獻忠被滅，左良玉對朝廷而言就沒任行作用，如同棄子一般：「無獻忠，即公滅不久矣。」這番話算是直戳痛處，本已憋了一肚子氣的左良玉，在收受張獻忠送來的大批錢財後網開一面，令張獻忠得以進入四川。
弘光帝時期，左良玉表面上雖被加以太子太傅，封寧南侯，可朝廷上受寵的，仍是當初擁立弘光帝登極的四鎮， 左良玉因沒有參與，算不上定策功臣。 且馬士英集團把持朝政，打擊左良玉支持的東林黨。
坐擁八十萬大軍的左良玉非但未受重用，且被也緣化。在他眼裡，馬士英集團是面譽背毀，表面一套背後一套。因此，派出的黃澍進京後，不僅在朝廷上公然羞辱馬士英，還連上十疏彈賅。
從而加劇左、馬之間的矛盾。另外，朝中有部分大臣也不滿馬士英，最終在黃澍的慫恿下，左玉良利用「北來太子」事件舉兵「清君側」。至於手下的八十萬大軍，從舉兵之日起便已註定了日後的結局。
若成功扳倒馬士英自然可說是「清君側」，若失敗無疑被坐實造反之名。左良玉死於「清君側」途中，督撫袁繼鹹當即被左夢庚扣押，其目的自是為日後留有一手。
按當時的情形，弘光帝雖知左良玉未必真反，卻無法說服馬士英寧放清兵，也要調集重兵欲剿滅左軍。明末《倖存錄》中，還記載有馬士英甚至打算以款清兵剿左兵。
那麼，幾十萬的左軍將要同時面對南明和滿清部隊，是真正的前有埋伏後有追兵，「清君側」已幾無實現的可能。古代「造反罪」是重罪，無論投降或被俘其結局可想而知。
若左軍降清，至少還有活路。因此，即便左軍中不乏曾經與清軍打過硬仗的將領，生死關頭選擇倒向清軍也就不難理解了。實際上，左軍內部仍有部將如馬進忠、盧鼎等人率部投奔何騰蛟。
只是，左軍降清卻苦了督撫袁繼鹹，他成了左軍向清廷納上的「投名狀」。最終，袁繼鹹拒絕清朝勸降，後被押往北京，於次年三月慷慨赴死。
左良玉本來要去南京打內戰的，結果生病掛了[捂臉]，他兒子完全慫貨，不過就軍隊而言，左家那個比土匪還不如軍隊，就是一群烏合之眾。所謂十萬清軍，那是正兒八經的明軍原精銳和滿清自己的精銳，甲冑武器精良。左良玉八十萬能稱軍隊的估計二三十萬，甲冑齊全敢頂著火銃打肉搏戰的，估計兩三萬燒香了
史書上號稱八十萬隻是故弄玄虛，殘存的明朝檔案，對左良玉的軍隊人數是有統計的。
崇禎十四年的報告顯示，左良玉軍共有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一員名官兵。也就是說，此時左良玉軍不到2萬人。
可是左良玉有個特殊愛好。他不僅喜歡大量招降農民起義軍，還喜歡把大量流民也裹挾到軍隊裡。而這些流民根本不能當兵，只能用來湊數以壯大左良玉的聲勢，幫著搞搞後勤，乾乾苦役。左良玉這麼一搞，手下人數遠遠超過了明廷給他的編制。崇禎十六年的報告記載，左良玉手下已經膨脹到「戰士降丁約三四萬，而小子婦女約二十萬。」也就是說，左良玉手下即使湊上投降的農民起義軍，也只有3-4萬人。其他全是跟著混的婦女兒童之類。
而據南明官吏李清回憶，1644-1645年的左良玉，手下額定兵數為5萬人。李清對這個數字並不信賴，覺得這是未經核對的虛誇數字。綜上所述，即使按左良玉自己誇報的數字，他手下最多也只有5萬兵。其中正規官兵也就2萬人左右。其他多為投降的起義軍。
至於跟著左良玉混的二十萬婦孺老幼，基本是士兵家眷，根本構不成任何戰鬥力。當民夫都未必有用。增加的只是吃飯負擔而已。而據馮夢龍記載，把軍隊搞成流民集團的做法，在整個南明軍隊內都很普遍。往往弄到一個兵可能跟著十個人的程度。左良玉投降滿清後，最後部隊經過淘汰整編，只留下了2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