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馬鐙的出現。
馬鐙大概是南北朝時候出現,到隋唐時代已經很普遍。
馬鐙的出現,對於少數民族是極為重要的,改變了一切。
在沒有馬鐙的時代,少數民族騎兵不能進行馬上格鬥,因為會失去平衡導致墜馬。
這些騎兵常用的就是騎射,也就是騎馬射箭。
但騎射對於漢族步兵並沒有優勢,相反還需要多年練習以及射擊精度較差。
當年李陵率領5000大漢精兵被8萬匈奴騎兵包圍,他們射殺了上萬人以後才全軍覆沒。
這是為啥?
雙方對著射箭,匈奴人根本佔不到上風。
但馬鐙出現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騎兵從此可以開始可怕的近距離肉搏,尤其是高速衝鋒。
大家都知道,馬匹奔跑速度是很快的。如果被高度奔跑的馬匹撞著,步兵也會受重傷,甚至不要騎兵用武器攻擊。
而騎兵有了馬鐙以後,使用武器在馬匹衝擊時搏鬥,力量遠遠超過步兵,後者根本招架不了。
從此,騎兵可以近戰、可以遠戰,可以衝鋒、可以徘徊,戰術豐富太多。
以往步兵可以用弓箭射擊遏制騎兵,騎兵因為無法近距離肉搏和衝鋒,並不佔上風。
但有了馬鐙以後,騎兵只要選擇步兵弓箭手的薄弱一面,直接衝鋒近距離肉搏,步兵就完了。
第二,少數民族逐步趨向統一。
大漠少數民族第一次有最高領袖,還是漢代的冒頓單于。
隨後直到漢朝滅亡,北方少數民族並沒有出現唯一的領袖,只是出現很多強大部落,比如鮮卑。
到了隋唐時代,北方少數民族逐步趨向統一,出現了諸如突厥、契丹、蒙古等強悍的民族,大體都曾經統一北方。
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北方遊牧民族也從最初原始混沌狀態,開始大量同南方漢人進行各種貿易和往來。
在逐步了解南方農耕文明的繁華以後,遊牧民族存在團結起來一起搶掠的野心。
而在隋唐之前,少數民族除了南下歸附漢人的一批人以後,草原上的人對南方不了解,甚至頗為畏懼,覺得那裡是炎熱且瘴氣很多的地方,他們去了會死。
就各部落形態來說,早期那種只有一二百人甚至幾十人的小部落,已經逐步減少了。
他們開始有了民族、部族的概念,若干小部落聯合成大部落,大部落聯合成部族。平時大家一起遊牧,一旦需要作戰就會聯合起來對外。
很多人認為成吉思汗很了不起,短時間內就統一了蒙古。
其實,蒙古在成吉思汗統一之前,蒙古就出現了幾大部族,具備了短時間內統一的條件。
如果還是漢代少數民族一樣分為數千股,成吉思汗也不可能短時間統一起來。
第三,科技進步帶來的武器進步不明顯。
漢人的步兵武器,從漢代到宋代,這麼漫長的時期,其實沒有大的變化,還是刀槍劍戟、弓弩而已。
而草原上的騎兵,用的也是這些武器,頂多質量稍差,卻沒有大的差距,更沒有代差。
直到明代,明軍雖使用了大量火器,比如火銃、火繩槍、火炮之類,也只是在防禦中有一些威力。
而且客觀來說,火銃和火繩槍並不強於騎兵的弓箭,只有火炮才是真正強於騎兵的強大武器。
然而明代的火炮基本都是實心炮彈,射程多只有幾百米而已,非常笨重,並不適合對付騎兵。
但是,在燧發槍尤其是擊發槍,已經可以發射榴彈的後裝炮誕生以後,就完全不同了。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以輕微傷亡擊潰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
到了清末入侵西藏的作戰中,英軍依靠區區幾挺重機槍,就可以橫掃上千藏族騎兵,自己毫髮無傷,這才是科技的力量。
確切的說,這個原因萌芽於隋煬帝三徵高句麗。中央帝國連續三次、動員了百萬規模的軍隊,卻消滅不了一個蠻夷政權。從這個時候開始,所謂的草原民族就越來越難打了。其實,更恰當的表述應該是草原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中原王朝已經無力打遍整個地理視界。
01.草原問題在唐以後發生了顛覆變化
從地理視界來看,中國歷史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中原與草原的博弈競爭。但是,這個博弈競爭在唐朝以後發生了顛覆變化。
秦漢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匈奴,南北朝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柔然,隋唐以來則是突厥。無論是匈奴、柔然還是突厥,他們都屬於純正的草原系,地理方位上在中原王朝正北方向的蒙古草原。
宋朝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契丹以及女真,蒙古人突然崛起打斷了這個競爭線索。但是,到了明朝,中原王朝的競爭對手仍舊還是女真。契丹和女真,與鮮卑一樣,並非純正的草原系,可以歸類為東胡系,地理方位上在中原王朝的東北,即今天的東北地區。
雖然同屬草原系,或者草原民族,但草原系和東胡系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兩夥人。所以,同樣是解決草原問題,唐以前主要解決的是正北的草原系,唐以後主要解決的是東北的東胡系。
除了蒙古人,草原系幾乎沒有能夠入主中原的,原因就是草原系能夠對中原輸出暴力但無法輸出秩序,所以能夠打進中原卻站不住,草原系無法在中原建立統治。同理,中原王朝也是如此,能夠向草原輸出暴力,但無法向草原輸出秩序,所以能夠打遍草原卻也站不住,中原王朝無法在草原建立統治。
而其原因就是中原人和草原人都無法建立一個跨農耕和遊牧兩種文明形態的混一政權。中原人懂得農耕文明,但不理解草原文明,甚至也不願意去理解。草原人懂得草原文明,但不理解中原文明,甚至也不願意去學習。
但是,東胡系卻可以。因為東北地區以宜耕宜牧,既有農耕文明又有遊牧文明。所以,東胡系對於草原尊重、對於農耕羨慕,對兩種文明下的生活方式都無禁忌。因此,第一個實現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權,恰恰是東胡系的鮮卑政權。
契丹人第一次從制度上開創了南北兩院的混一政權,南院制幽雲十六州、北院制塞北草原。女真人有樣學樣,開創的大金政權也是跨草原和中原兩種文明形態而治。但是,女真人走得太猛,有點步了鮮卑北魏的後塵,後期逐漸淡化了草原底色。最後結果則是中原搞不定南宋,草原搞不定蒙古。
02.中原王朝在唐以後也發生了劇烈變化
中國歷史的一個趨勢,就是經濟中心南移、政治中心東移。原因就是胡煥庸線,以東就是農耕地區而以西就是遊牧地區,所以中原王朝的農耕文明底色越來越濃而草原文明底色越來越淡,直至最後失去了對草原的好奇心。
陝西的關中地區,是一個樞紐。這個樞紐位置決定了中原王朝必須同時關注草原和中原。關中大本營,對內統治要以關中制中原、制天下;對外經略要以中原制草原、制西域。
但是,在中原完全形成一體之後,關中這個位置的作用也就越來越不重要了。同時,經濟重心先是在中原後是在河北,最後到了江淮地區。所以,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唐以後也就不斷東移,隋唐建立西京洛陽,北宋直接搬到了開封汴梁,到了明朝則先是南京後是北京。
這個時候的中原王朝,基本上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東部農耕政權,其統治範圍主要集中在胡惟庸線以東,至於草原不僅距離遠了而且好奇心也淡了。但是,恰恰在胡惟庸線以東,還有一個草原問題始終解決不了。這個草原問題就是東北的東胡系問題。
東胡系可以藉助草原的遊牧騎兵撻伐中原,也可以藉助中原的文明優勢徵服草原。兩種文明的優勢,東胡系全能整合在一起。所以,在與中原王朝的較量中,草原的東胡系始終多了一張牌。而且,這張牌很硬,是冷兵器時代的最強軍事存在,即遊牧騎兵。在這種情況下,中原王朝的文明優勢和財富優勢,就只能勉強招架了。
而最要命的還是進取心的喪失。秦朝打遍了整個地理視界、漢朝打遍了整個地理視界,隋唐也打遍了整個地理視界。這些王朝的進取心非常強。但是,兩宋以後的士大夫精英們,卻無意於草原徵伐。
為什麼兩宋富甲千古卻不能誕生秦皇漢武式的君主?原因就是:足夠有力量的士大夫精英們,根本就不想致君秦皇漢武,他們只想要宋仁宗那樣的皇帝。這就是唐以後中原王朝執政精英的道路選擇,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卻失去了對草原的進取心。
03.草原不僅進取心十足,而且不斷實現文明的融合升級
北宋在西邊的草原對手是西夏。這個党項人建立的西北割據政權,宋朝人打了上百年也打不服。原因是什麼?
西夏的鐵鷂子騎兵完全碾壓北宋步兵,這就是原因。其他各種分析都是徒勞,一句打不過就夠了。吸收西域冷鍛技術的西夏騎兵,已經發展到了新階段。而北宋呢?還是老樣子,幾乎沒啥發展。
西夏是如此,滅亡北宋的女真人也是如此。金有狼牙棒、宋有天靈蓋。當遊牧騎兵升級為重甲騎兵的時候,中原的刀劍弓弩就喪失了威力。
漢唐士兵能夠以一敵五,到了唐以後就完全不行了。在軍事升級上,中原王朝的文明優勢已經不復存在了。
蒙古人在八方混戰的情況下,突然崛起。八方混戰是天時,但蒙古人也有自己的優勢。草原騎兵與色目人或穆斯林的商業能力、政治能力,實現了積極融合。蒙古人融合多方文明,突然崛起於整個歐亞大陸。而這時候的中原文明,還怎麼較量?
他們進取心十足,而且還在不斷地進行著文明升級。大唐帝國跟吐蕃帝國打了兩百年,也沒能打服這個高原對手。而蒙古人呢?靠著宗教和政治手段,就解決了高原問題。蒙古的大元帝國,融合了草原騎兵的軍事力量、中原經濟的財富支持、穆斯林的商業能力,兼顧高原的宗教信仰。這是一種建立在瑰麗想像力基礎上的強大整合。
女真人在入關之前,不僅完成了東北女真內部的整合,而且還實現了對蒙古草原的控制。所以,女真入關,不是東北東胡系的入關,而是融合了東胡系與草原系的力量,一起入關。在這個力量面前,中原王朝就顯得太弱了。
清朝皇帝,對中原稱皇帝、對蒙古稱大漢、對青藏高原則稱文殊菩薩轉世。清朝融合了中原的財富、草原的武力以及高原的信仰,所以其政治成就勢必強於純粹中原王朝的大明。
最後總結:
唐以後的草原問題已經發生了徹底變化,中原王朝的主要競爭對手已經變成了二元文明形態的東胡系。
唐以後的中原王朝自顧自地實現著內部整合,儒家進入思辨層面、士大夫精英逐漸掌握權力、中原治理日趨精細化,但文明也越來越單一線性,喪失了進去心也喪失了力量。
唐以後的草原民族不僅進取心十足,而且不斷融合各種文明形態,逐漸生長出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而且其想像力足以支撐其能夠輸出更多元、更複雜的統治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中原王朝在與草原的較量中,逐漸敗於下風。而表現在軍事上,就是少數民族越來越難打,草原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甚至中原王朝根本就無力解決。
歸根到底就是文明的傳播。
夏商周時期,華夏文明率先由部落進入國家聯盟(封建制國家,周天子是共主),而周邊少數民族還處於部落形式,以國家聯盟對付部落,當然佔有優勢。
秦漢時期,華夏族成了漢民族,國家制度進一步加強,成了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國家的動員能力更加強大。而周邊少數民族尚處於國家建立初期,有的甚至還沒民族統一。
唐宋之後,隨著文明的傳播,周邊民族也建立了國家,漢民族的制度優勢也就不明顯了,所以對少數民族的戰爭勝率就降低了。
其實,即使在唐代以前,少數民族政權也一直在進化,一直在越變越難打。
不過,正如魏徵所說:「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當時,只要中原王朝不像西晉那樣瞎折騰,就能夠控制住局面。
只不過,唐宋之間發生的幾件事情,使少數民族政權再次「進化」。
此後,即便宋、明等中原王朝不瞎折騰,也很難長期壓制邊疆少數民族政權了。甚至於···一些少數民族還開創了元、清等大一統王朝,「混一海內」。
秦漢時期:少數民族政權1.0版
秦漢時期,匈奴是中原王朝的主要對手。
匈奴強盛時,一度使大漢忍辱負重的「和親」以求安穩,但總體上,當時的匈奴還只是純粹的「邊患」。
一方面,在秦漢國力恢復後,中原王朝往往能發起強勢反擊。秦代蒙恬將匈奴打得「不敢南下而牧馬」,西漢經數代反擊後,甚至能做到對其「雖遠必誅」。
另一方面,即便在中原王朝尚處弱勢時(如西漢初年「休養生息」階段),匈奴也主要只能劫掠邊境,不能大舉入內,更沒有機會問鼎中原。
之所以如此,當時以匈奴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政權,存在三個致命弱點。
1、疆域雖大,但沒有統治農耕地區的能力。
匈奴是遊牧民族,其統治集團勇武善戰,往往能在草原縱橫馳騁,打下遼闊的疆域,但其疆域也多在遊牧地區,難以統治農耕地區。
長在馬背上的匈奴人常年縱橫草原,缺乏統治農耕地區的人才和組織能力。
所以,即便他們打下一些邊疆城市,也是劫掠後退去,無力長期經營、控制該地,就更不可能大舉深入,逐鹿中原了。
2、劫掠雖多,但經濟基礎薄弱。
由此,匈奴的經濟,基本上就是單一的畜牧經濟。
因此,每到草枯水涸的冬季,他們都會受到一次大自然的」洗禮「,而一旦遇到天災,其基本上沒有抵抗能力。
所以,即便在其強盛時期,其人口、牲畜的繁衍速度都遠低於中原王朝。
所以,一旦「中國既安」,經過「休養生息」後,中原王朝在人口、經濟上將遠遠甩開匈奴,具備對匈奴發起大反擊的物質基礎。
而在中原王朝強盛後,一旦草原再發生嚴重天災、饑荒,中原王朝還可以「趁你病,要你命」!
3、騎兵雖強,但作戰方式單一。
匈奴長於騎射,但是···也僅此而已。
西漢賈誼曾分析匈奴的長短處,認為匈奴雖然長於騎射,來去如風,但是,其步兵、裝備都嚴重不足。
由於當時馬鐙還沒有發明,匈奴人只能靠騎射作戰,無法進行大規模的騎兵集團衝鋒,其正面作戰能力不足。
我們知道,大漢是從漢武帝時候開始發起大規模反擊的。
不過,事實上,在漢文帝、景帝時,當匈奴大舉入邊時,漢軍集結重兵反擊時,匈奴軍隊也不敢與漢軍正面大戰,也只敢發揮其機動力優勢,劫掠而去。
同時,由於缺乏各種攻城裝備,因此,其攻堅能力有限,難以攻打堅固城池。
所以,匈奴雖強,但即便在其強盛時期,也僅僅只是「邊患」,而沒有逐鹿中原的能力,而其羸弱的抗風險能力,則註定了:一旦中原王朝緩過勁來,他就不是中原王朝的對手!
僅僅只是「邊患」,匈奴如此,當時的其他少數民族就更是如此了。
兩晉南北朝:少數民族政權2.0版,「難以擺脫的悖論」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少數民族政權不斷「進化」。
到兩晉南北朝時,一些少數民族政權進化到了「2.0」版,使其不再僅僅是「邊患」了。
西晉後期開始,「五胡亂華」,一些少數民族政權紛紛在長江以北建立了「王朝」,也就是「五胡十六國」。
其中,氐人的前秦、鮮卑人的北魏,曾統治了整個北方,尤其是北魏,統治中國北方達100多年!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發生了兩處「進化」。
1、統治能力「進化」。
大漢強盛,擊敗了邊疆各少數民族政權。
此後,各個邊疆少數民族紛紛內遷,被朝廷安置在今天的甘肅、山西、河北、遼東等「可耕可牧」地區。
由此,隨著各少數民族與中原人士交往的加深,他們對農耕經濟、中原人士習俗心理都有了相當的認識。
由此,一些少數民族政權開始具備了學習中原先進文化,統治農耕地區的能力。
在西晉混亂後,他們得以開始將這些統治能力「實踐」。
2、軍事能力「進化」。
同時,這一時期,軍事技術的發展,也使他們的戰鬥力變得更加強悍了。
一方面,「馬鐙」、「長槊」的發展,使騎兵的衝擊力大為增強。
由此,擁有騎兵優勢的少數民族,不僅可以像他們的祖先一樣以騎射作戰,還能組成有強大衝擊力的具裝騎兵集團,在正面衝垮對手。
另一方面,他們所進入的中原,正是當時中國技術、經濟、文化的中心,因此,他們也得以使用「強弓勁弩」和各種攻城裝備,其正面作戰、攻堅能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可以說,「2.0」版的少數民族政權,已經具備了「逐鹿中原」的能力。
然而,此時,他們還有著致命的弱點:難以擺脫的「悖論」。
對於少數民族政權來說,如何同時統治農耕地區和遊牧(或漁獵)地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早期的匈奴、羯等統治者,野蠻地將農耕地區轉為牧場,屠戮人民,結果自然很快失敗。
鮮卑統治者順應規律,在中原推行」漢法「,在遊牧地區亦然採取遊牧民族傳統的治理方式,算是穩定了局勢,看起來算是找到了解決方法。
然而,「2.0」版的少數民族政權,還缺少一個「粘合器」,無法找到平衡。
一開始時,北魏以今山西大同為都。然而,大同當時的經濟不發達,距離中原較遠,難以有效治理中原。
此後,為了有效治理中原,北魏遷都到洛陽,大力學習「漢法」,穩定了對中原的統治。
然而,洛陽距離草原又太遠,又沒有辦法很好地保持對草原的控制。
如此,不僅柔然持續坐大,牽制了北魏力量,即便是留在北方的鮮卑軍人,也與洛陽朝廷疏離,以至於發生「六鎮兵變」,使北魏走向衰落!
最後的結果是:拓跋氏無論在草原還是在中原都缺乏統治力,最後被楊堅輕而易舉地取而代之了。
總體來說,「2.0」版的少數民族政權,已經找到了同時統治草原和農耕地區的辦法,只是···尚缺乏「粘合劑」,以至於顧此失彼,找不到平衡。
唐代
唐代發生的一些事情,則給少數民族政權的再一次「進化」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首先,是大運河,使幽州、營州得到迅速發展!即今天的北京、河北、遼西一帶,發展迅速。
隋煬帝修大運河後,唐代開始,大運河成了我國主要運輸線。
大運河的北端,就在今天的北京一帶。
由此,以幽州為中心的河北地區,經濟迅速發展起來。
幽州,在農耕-遊牧,農耕-漁獵的分界線上,距離各處距離都很短,自古是各族聚居地區。
對當年的北魏來說,最早的都城盛樂距離中原太遠,後來的平陽太小,最後的洛陽又距離草原太遠,始終找不到「居中制天下」的地方。
而幽州的崛起,則給所有人提供了一個同時治理農耕、遊牧、漁獵地區的最佳位置!
此後,遼以此為「南京」,金、元、清等少數民族政權均以此為都城!
隨即,幽州附近又成為各族共同發展的地區。
幽州,自古為各族聚集之處。
大唐王朝採取的是一視同仁的民族政策,因此,幽州、營州發展起來了,各少數民族也紛紛遷徙而來。
安祿山、史思明,是粟特人。這是起源於中亞的民族,然而,在安祿山、史思明卻出生在營州,可見幽州、營州的吸引力,而安、史二人也到幽州做「北漂」,尋找發展機會!
如此,包括契丹、奚、靺鞨等族在內的各族人民,紛紛在以幽州為核心的「經濟圈」生活了下來。
在大唐王朝平等的民族政策之下,各少數民族不僅參與經濟生活,還為大唐打仗,在大唐做官,如此,這種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少數民族,對農耕、遊牧、漁獵地區的經營、管理都有了認識。
如此,帶來了一個連帶結果:長城以北的遼東等地,農業有了大發展!
遼東地,在燕秦漢時期,本為中原人所居之城。然而,三國末年,司馬懿平定遼東後,毀其城遷其民,使中原人基本退出此地,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逐漸在此佔據主導地位。
唐代時,由於東北地區各少數民族對農耕的經營、管理水平提高,因此,在掠得中原人口後,將他們遷徙至遼東,發展農耕,築造城池。今天的瀋陽等地,就是在唐末五代時發展起來的。
如此,在長城以北,少數民族政權就擁有了相當農業基礎。他們即便不跨越長城,也可以擺脫遊牧或漁獵的單一生產方式,擁有了強大的抗風險能力。
接下來,是安祿山和河朔藩鎮們。
安祿山以範陽為基地起兵,幾乎滅唐。
此後,河朔三鎮,獨拒朝廷百年,儼然如獨立王國。
這些事情,一方面表明了河朔地區實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從安祿山開始,到後面各藩鎮,都大力引進、使用少數民族將領和士兵,使軍事上的」融合「進一步加強了!
如此,唐代之後,少數民族政權」3.0「版本形成了。
少數民族政權「3.0」版形成
唐代之後,少數民族政權有3個特點。
1、穩定的經濟基礎。
由於遼東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即便不跨越長城,少數民族政權也可以擁有穩定的農業基礎!
既擁有「天賦」的騎兵優勢,又擁有了「足兵足糧」的經濟基礎,少數民族政權當然很難對付了!
2、強悍的軍事學習能力。
一般來說,在各少數民族政權創業之初,其在軍事技術上是落後於中原王朝的。
但是,與當年的匈奴不同,在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初具規模後,往往能迅速掌握先進的軍事技術,並大量生產,形成戰鬥力。
與之對應的是:他們也往往能學習、發展出自己原本不掌握的新型兵種和戰術。
比如,遼國吸收了北宋的弓弩技術和城池守備戰術;金國則在創業後迅速發展出了「鐵浮屠」、「拐子馬」,蒙古人更是從西域吸收了「回回炮」,清軍則在入關前就學會了火炮鑄造!
當年中原王朝自誇的「勁弩長戟」、「輕車突騎」,已不再具有優勢了!
3、統治能力。
無論遼、金、元、清,一旦攻取一地,往往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其統治秩序。
顯然,這樣的政權,已絕不再只是「邊患」了,而已經成長為可能對中原王朝「取而代之」的政權!
「漢人王朝」的變化
與此同時,「漢人王朝」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其最主要的變化,是崇文抑武。
當年,班超「投筆從戎」時,表示:大丈夫要「立功異域」,怎麼能一輩子和筆桿子打交道呢?
這是漢唐時的人物風貌。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漢唐時的仁人志士,多以建立軍功,開疆拓土為己任,熱血賁張,豪情萬丈。
而從宋代開始,統治者「崇文抑武」,使社會風貌發生了很大變化。
狄青在為立功無數的手下焦用求情時說:焦用是好男兒!
文人韓琦一聲冷笑:東華門外以狀元名唱出者方是好兒郎,焦用算什麼東西?
血染沙場,戰功無數,反不如寸功未立的科舉士子!
明代比宋好一些,但其崇文抑武亦然,依然是「好男不當兵」。
同時,朝廷對名將的猜忌也明顯增多!
漢唐時,除了西漢開國之初為鞏固統治處理過一些武將外,大部分時候,名將皆能得以善終,最多也就是「李廣難封」。
而到了宋明以後,大量在外戰中表現出色的名將死於猜忌:狄青、嶽飛、餘玠、熊廷弼、袁崇煥···
其實,這些「冤屈」而死的武將,當時的戰功、地位,與當年衛青、李靖都有一定差距,也都完全還沒有到「功高不賞」的地步,卻都因猜忌而死!
可見:宋、明的集權,對武將已經到了「系統性猜忌」的地步!
志士們多不再以立功疆場為志向,即便是有一些以此為志者又難免飽受猜忌,這仗該怎麼打呢?
許多朋友替宋、明說話,認為大宋缺乏戰馬,大明亡於農民起義···
其實,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大宋後來確實缺乏優質馬場。不過,大宋繼承了柴榮留下的底子,宋初時的騎兵底子是遠遠好於漢初的!
至於大明亡於農民起義···哪個朝代沒有農民起義呢?
總之,任何組織要開疆拓土,都要克服難以克服的困難!至於能不能克服這些困難,關鍵看有沒有壯懷激烈的雄心壯志!
遺憾的是,除了朱棣等少許雄主外,宋、明,始終缺少這樣的雄心和氣質!
雄心和氣質不如人,挨打也就不可避免了!
少數民族政權「越來越難打」,其本質是:隨著民族融合的發展,其不斷吸收中原文化,學習中原技術、經濟,不斷「進化」。
在「進化」得足夠強大後,其不再只是「邊患」,而能夠參與到「逐鹿中原」的遊戲中來了。
值得注意的是:成就較大的少數民族政權,皆以「中華」自居,多認為是與秦漢隋唐一脈相承的「正統」!
他們都是「中華」的一份子,只是融入得比較晚一點罷了!
所以,那些將古代少數民族政權與近代侵略者相提並論的說法是狹隘的、錯誤的,甚至是用心險惡的!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塑造的!
不知道大家在玩遊戲時有沒有聽過這一句話,打贏時「不是自己太強,而是對手太弱」;打輸時「不是對手太強,而是自己太弱」。我們從唐朝時往前推,中原王朝的戰鬥力一直十分強悍,逼的少數民族不敢拿起刀槍,只敢載歌載舞。
並不是少數民族強大到越來越難打了,而是漢人民族的封建統治下中原王權政策的改變導致了許多有志之士,放馬南山、整天吟詩作賦。
唐漢之前,民風彪悍,朝廷重視文官、敬重武將,全民好戰成風,雖然不是馬背上的民族,但對於戰爭從不服軟。所以打匈奴、退突厥,擴大版圖疆域。
春秋時期,無論是平民還是貴族從小都在騎馬射箭,軍事素養與少數民族不遑多讓。漢代雖然獨尊儒術,但文人受人尊敬,文官可以談論國家大事,對軍事出謀劃策;武官受人崇拜,靠軍功封侯,獲得官級、名望與財富。從唐、漢再到春秋,武官也可以進入最高權力中心,出將入相;文官可以棄筆從戎,博得一份軍功。在那個時候,皇帝調兵遣將只需虎符即可,沒有出現監軍這個職位(監軍的出現,甚至比主帥的權利更大,影響整個戰局)。
隋朝時科舉制的出現,在唐朝趨於成型,學子三年寒窗才有機會入仕,博得一份大好前程。
於是,民間的孩子開始了勤勉讀書,出現「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樣的高論,大家都盼望高中,然後做官,從此衣食無憂。國家招攬人才也只是招攬這些整天滿口愛國救民的高論和寫一手花團錦簇文章的仕子。從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然後先前的騎馬射箭之類的武學風氣日漸荒廢,產生了一批批手無縛雞之力的人才。
宋朝之時,宋太祖自身便是軍伍中人,他自己明白武力代表著什麼,為了預防「陳橋兵變」這樣的事情重演,他開始抑制武官的權利。
唐末五代軍閥的割據嚴重影響的中央政權,這讓宋朝的統治者又看到了武將帶來的威脅,於是一次又一次的壓制武將的地位和權限。甚至把軍人的權限壓制到了可悲的境地,而那些為了國家浴血奮戰的軍人的地位甚至比罪犯還不如。
在宋朝之前,中央高級軍事長官多是軍人出身,如太尉、大將軍、大司馬等;到宋朝時的高級軍事官員成了文人擔任,靠那些只會紙上談兵的漿糊腦袋來指揮戰鬥,結果可想而知。並且宋代後的官員軍事素養極低,將領又隨時被調動,這就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這是兵家大忌。
而這種情況也一直影響到了明朝,明朝時期還設立了「監軍」一職,監軍的作用類似虎符,起初這個職位的出發點是好的。古代皇帝調動軍隊需要靠虎符來對接,但是如果虎符丟失或被盜,就會影響部隊調動,有了監軍的存在就能證明統帥的真假。
(明朝監軍多有太監擔任)
監軍還有一個特殊權利,他可以有額外渠道回報戰爭情況上達天聽,這就造成了監軍的權利太大,甚至幹涉統帥的指揮決策。明朝時期的戰鬥失敗經常是因監軍隨意幹涉指揮造成的,而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因為中央統治者對武將的不放心,造成武將指揮處處被肘制。
唐漢之前,少數民族不敢長驅直入中原,是因為他們懼怕中原王朝的軍事力量。
漢唐時,不管是匈奴還是突厥,他們被打的撤退幾千裡,突厥甚至絕望的歸降唐朝,剩下的跑去禍害歐洲。
春秋和秦朝時,中原王朝長期與北方民族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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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滅掉了義渠遊牧民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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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國滅掉了強大的遊牧民族中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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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大敗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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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國滅了東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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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率30萬大軍打的匈奴望風而逃;
《過秦論》記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幹彎弓而抱怨」。
而唐之後的宋明,中原王朝重文輕武,皇帝不信武將,軍人地位低下,文人胡亂指揮,導致隨便一個少數民族都敢欺負漢人。
中原王朝在軍事上毫無威懾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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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遊牧民族敢長驅直入,抓走皇帝、公主及大量漢人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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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金入塞如過無人之境,差點攻入北京城;
縱觀歷史,少數民族一直在保留著時刻戰鬥的思想,他們明白唯有不斷戰鬥才能生存,反觀中原王朝卻一直在打壓軍人地位,讓軍人失去作戰的積極性。再也沒有「文能提筆安社稷,武可馬上定乾坤」的民族思想,對手一直在進步,而我們卻一直在退步,落後就要挨打,這是自古不變的道理。
所以說,不是少民族越來越難打,也不是對手太強,而是自己太弱。
為什麼唐以後,少數民族就越來越難打了?
三點原因:
其一,漢人大量加入。北方多為草原民族,但是唐以後大量的漢人加入到了少數民族政權,使其工藝技術大大提高,幾乎可以與中原王朝等量齊觀。北宋與西夏大戰近百年,到了後期,西夏軍隊居然出現了攻城樓車、挖牆工兵這樣以往只有漢人才有的技術,戰力提升很快。
加入少數民族政權的漢人來源比較多,有戰俘後代,有國土兼併加入的,比如燕雲十六州的漢人,也有少數主動投靠的!這些人都給其政務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
其二,中原政權的本身技術進步緩慢,沒有形成類似秦漢時代壓倒性的技術優勢。這一狀況直到近代才得以改善,西方技術讓中原政權與少數民族的技術優勢重新擴大!
其三,少數民族軍隊的傳統優勢一直存在並發揚廣大,既騎兵和機動作戰,這一優勢在蒙元時代最為明顯,幾乎讓漢人政權難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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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請自來。遊牧民族的組織能力和裝備在漫長的拉鋸戰中得到了進步,而中原王朝的擴張屬性卻在一步步下降,此消彼長之下自然就難打了。
想當初春秋戰國中原打成了漿糊,卻沒有忘記將國家縫隙之間的各路蠻夷填了牙縫,等到秦始皇統一之時,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義渠戎、赤狄、白狄、孤竹和中山已經從中原被永久驅逐了。
▲草原雄主--冒頓單于
自從冒頓單于統領的「四十萬控弦之士」登場之後,除開漢唐有過短暫的消停之外,中原大地幾乎永無寧日。
誠如提問所言,唐代之前少數民族幾乎沒有佔到太多事實性的便宜,反而變成史冊中的符號:犬戎、匈奴、鮮卑、柔然、突厥、靺鞨、烏桓... ...這些民族最終被殺得支離破碎,蹤跡難尋,而唐之後的對手換成了契丹、党項、蒙古和女真,他們跟中原王朝的戰爭幾乎沒落過下風甚至取而代之。
少數民族的原因
一、裝備升級
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漢書.陳湯傳》
西漢的陳湯曾謙虛的表示過從前一個打五個,後來他們get了不少漢朝技能,只能一個打三個了。
▲將漢高祖圍於白登的匈奴騎兵
雖然在我們的映像中始終是遊牧民族的「過萬不可敵」,但事實上以精鋼兵器對抗青銅,以強弩對付弓箭,曾經秦漢時可是一點不吃虧的。但後來冶金技術不再成為秘密時,遊牧民族也就用得起了。
後來成吉思汗的馬隊能夠橫掃歐亞,多少堅固的城堡被夷為平地,關鍵在於他們的秘密武器--回回炮,畢竟騎兵是跳不上城牆的。
▲蒙元的攻城利器--回回炮
回回炮是一種來自西域的大型投石機,發射的是重達一百五十餘公斤的巨石。它的射程,根據《襄陽守城錄》中記載為250步,約391.25米,這遠遠超過了襄陽城護城河與壕溝的寬度。
二、組織能力
匈奴王庭盛極一時的那段時間,其實他們的社會組織還處在中原三皇五帝時期的部落軍事聯盟階段,當然王庭直轄的撐犂部落實力冠絕各部,這是冒頓單于能夠指揮匈奴全軍的基礎。
但只要打殘了王庭,匈奴各部馬上就會陷入內亂之中,直至他們打出新的王者,或者被別的遊牧民族競爭對手取而代之。
總之他們比皇權階段的中原王朝組織力差了幾個檔次,大凡中原統一、強盛的時候總會摁著遊牧民族一頓狠揍。
▲漢民族屢次被迫「和親」
不管是窮兇極惡的匈奴還是不可一世的「五胡」,他們沒有建立帝國的思維,而是作為徵服者的存在。前秦的苻堅和北魏的孝文帝曾經嘗試過全面漢化,但顯然他們尚且駕馭不了中原人的厚黑學和帝王之術,很快就被幹掉了。
而後來就不一樣了,成吉思汗的天分和氣數絕非偶然,他的蒙古在入主中院之前就不再是股份制的公司,而是家族企業的模式了,不再有別的貴族敢覬覦黃金家族的地位,這已經跟夏商周的家天下模式非常類似了。
▲中原的苦主--漁獵民族女真
而女真人的兩次入主中原則最有說服力,第一次突襲東京具有很大的僥倖成分,他們後來幾乎全盤接受了漢化,然後被腐蝕而衰敗,後按照「胡運不過百年」的宿命被蒙古人再次趕回了深山老林;第二次則完全沿襲了中原王朝的禮制、繼承和官制,腐化的進程大大延長,如果不如恰逢「數千年未見之巨變」,打破大唐三百年國祚的封建王朝壽命記錄當沒有疑問。
三、學習能力
遊牧民族跟我們血緣差距並不大,智商和學習能力也不大,最初他們對於中原王朝的和親、分化和拉攏幾乎是沒有什麼抗拒能力的,因為眼中只有利益。
▲被凌遲處死的袁崇煥
以滿清為例,入關之前他們就重用范文程和洪承疇等漢臣建立了皇權制度,過往的十王議政逐漸被廢棄。而文化水準僅限於《三國演義》的皇太極居然會用反間計幹掉袁崇煥,他和多爾袞是極具政治天賦的人物。
後來則是招降、分化和利誘都用的飛起,如果不是他們能夠學習並建立中原王朝的政治和官僚制度的話,那麼多的降將自然會多掂量一下自己的選擇,是否會有自己新的官位和地位,總不能跟著這群野豬皮退到關外啃人參吧。
中原王朝的原因
其實中原和遊牧民族在人種和起源上並沒有什麼區別,伴隨早期的中原文明逐漸由漁獵進化為農耕,自然也就逐漸更曾經好勇鬥狠的漁獵習性劃清了界限。要說一定打不過遊牧民族也不是,具體問題還要具體分析。
一、趙宋的錢多多
經過五代的折騰之後,換血重生的趙宋王朝體現出溫文爾雅的氣質可謂令人大跌眼鏡。
趙宋的確是缺少了隴西養馬之地和山海關天險的先天不足,但哪個浴火重生的王朝也是需要一步步開疆拓土的,如果他們很想的話,燕雲十六州遲早能拿回來。
▲筆者總認為趙匡胤著急了點
但一代雄主趙匡胤似乎沒有考慮過動武,他一門心思地想著用錢把故土贖回來,這顯然是天方夜譚,而在北漢尚存的情況下早早地「杯酒釋兵權」,似乎也有一點操之過急,更像是安排後事的行為。
而他那個志大才疏的弟弟趙光義則一戰陪光了北宋開國的所有精銳,堂堂天子駕著一輛牛車灰溜溜地逃回開封。自此制定了著名的「守內虛外」國策,將「花錢買和平」作為一項慣例傳承了下來。
▲媾和條約籤到手軟的兩宋
自此之後的檀淵之盟、海上之盟、隆慶和議、嘉定和議... ...打贏了也送錢,打輸了也送錢,甚至結盟也要送錢。如此荒唐,何來勇氣?
二、尚武精神的淪落
從信史記載的先秦到溫文爾雅的宋明,大抵中國人的尚武精神是一步步退化的。
不同於孔子的儒家先哲形象,他老人家其實身高1米9,腰挎寶劍,動不動就喊打喊殺,那個時代上陣殺敵是國家公民的特權,而駕駛戰車的則是出生貴族的世家子弟。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西漢.陳湯
漢代決不妥協的悍勇和盛唐以建功立業為驕傲的全民尚武精神也是國人遙遠的記憶,「長安遊俠」漸趨不見,人們開始以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形象為榮了。比如《白蛇傳》裡面的許仙和《西廂記》裡面的張生,筆者一直很好奇,美女喜歡這樣的男人是想展現一下母愛嗎?
▲皇帝連「精忠報國」的機會都沒給他
而宋代自官方對於軍人地位的貶低,也加深了這種氛圍,兵士而言,多有發配邊疆的罪犯與之為伍,大家一起刺青防止逃跑,而天賜的戰神狄青被文官集團的奏摺活活嚇死,嶽飛被坑死,劉整被逼降。對武人集團的過度防範和抬高文官集團的話語權,是趙宋之後陷入「自己搞自己」怪圈的最大原因。社會流傳著「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俗語。
中原的逆襲
明太祖的北伐和成祖的五徵漠北可謂盪氣迴腸。
▲永樂大帝將蒙古從帝國打回了部落時代
前者是歷史上第一次從南往北的成功統一,後者則是再現了兩漢「封狼居胥」和「燕然勒功」的千古偉業。成吉思汗的後裔在兩代雄主的摧枯拉朽般的冰封面前完全沒有了前人的風範,可謂從哪裡來回哪裡去。而迷醉於中原三百年的滿清貴族們甚至丟掉了他們的語言和習俗,老家都不想回去了。
▲中原王朝的強盛之時從來沒有慫過
其實中原並非一味的好惡還手之力,如果以朱棣對上成吉思汗,勝負也許未可知也。遊牧民族終結的都是在歷史周期律作用下的王朝暮年,彼時已經是內憂外患不可開交,既使沒有外夷入侵,他們離壽終正寢也不會太遠,不過恰逢其時地入主中原罷了。
總結一下,遊牧民族在於中原王朝三千年的對抗史上的確是越來越強,中原王朝則由於自身的各種原因深陷泥潭,在一致對外方面總是力所不及。
其實不管是歷史上的哪個年代,少數民族的經濟、軍事、裝備乃至人口幾乎都不及中原王朝的零頭,但他們有一項專屬技能:全民皆兵。而中原王朝的經濟實力卻往往缺乏轉化為戰爭潛力的可能,呼嘯而來的騎兵永遠比步兵在陣戰和偵查上具備太大的優勢,從來就沒有過好打的仗。
這個問題老梁來回答。
越來越難打?其實這個問題拋開這個殼,就是一個尚武不尚武的問題。
讀歷史的小夥伴一直會有一個疑問,唐朝之後,尤其是宋以來,咱咋老是那個挨揍的,而不是那個揍人的,瞅著就憋氣,咋就越活越回去了呢?
俺可以很明白的告訴大傢伙,咱們依然尚武,漢族依然是那個漢族,尚武卻不是那個尚武。
瞅到這裡估計有小夥伴要說了:「這傢伙整的跟個繞口令一樣了,整點明白的?」
那沒問題啊!您接著往下瞅。
咱一般人認為的尚武,簡單的說就倆字武力,俺說的你不聽,大巴掌掄死你,你就聽了,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尚武。
您比方說,漢武帝這老祖宗脾氣火爆的厲害,你匈奴人佔了便宜就擱大草原上跑,沒吃的了就跑咱中原地區打穀草?便宜死你了,不扇死你老劉家在大華夏的歷史上,那多掉面子。
這就開始了一輪接著一輪的徵伐,一傢伙就把匈奴人掀翻在地,打的都不知道天在那,地在那,連大草原都不要了,跑到別的地方禍禍其他人去了,直接導致了西方那捧在手心裡的羅馬帝國變成了渣渣。
就一個字,牛啊!
還有唐朝,這老祖宗也牛,直接就出了個天可汗,一大幫遊牧民族全來朝拜,這就是被打怕了,不臣服這就是個死字。
唐朝是咱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修長城的朝代,他們的長城就是手裡的唐刀,沒啥問題不是一刀解決不了的事,一刀不行那就再來一刀,砍不死你就不是大唐人。
最著名的就是王玄策一個人帶著一幫子借來的大兵,擱印度這地方追著人家的國王打,楞是滅了一個國。
這尚武都尚到了腦瓜頂子上了,就差腦門上寫著一個武字了。
那麼後來咱就不上尚武了嗎?
依然尚武,只是變換了一種形式而已。
您別和俺提宋朝,這傢伙就是在自己作死,上層領導就是一幫子孬種,軟蛋。
別的不說,當時的蒙古人有一支橫掃整個亞歐大陸的軍隊,您自己個瞅瞅,滅金,滅西夏,滅西遼,甚至滅了歐洲大陸上哪個還沒有成形的由俄羅斯人建立的俄羅斯公國,一傢伙就懟到了多瑙河畔,您自己算算每一個地用了多少時間?有時候說起來就是一個笑話,蒙古人走過去他們直接就跪了,壓根就不用打。
「大哥別打了,別打了,俺跪著去見你還不成嗎?」
而打南宋呢?從開打到結束用了六十多年,南宋弱嗎?你快拉倒吧!這不逗樂呢嗎?
還是那句話整個南宋被滅,那就是他自己往作死的路上一路狂奔,這都不帶停的,拉都拉不住,這結果還不是那幫子所謂的上層精英,吃點好的,喝點好的,萬事大吉了?
別的不說,辛棄疾一說大傢伙以為這就是個詩人,你快拉倒吧,俺更加願意把他看成是一個戰士。
一個人帶著五十來人,就敢拿著大刀片子衝擊幾萬人的敵營,這可不是沒腦子的胡鬧,最後人家把這叛將掐著脖子給拎了回來。
南宋時期是有很多優秀的將領,沒法子他們都轉行做詩人了。
南宋尚武嗎?尚!是人民尚武!是整個漢族還在尚武,不然當年南宋被滅,不會有十萬軍民跟著小皇帝跳海自殺的,是悲憤,是屈辱。
也許從這個時候起,咱的尚武就被埋在了骨頭縫裡,不到最後一刻就不會出手,一旦出手,弄不死你!
舉個例子,八國聯軍禍禍北京城,不到兩萬人,那叫個耀武揚威的,咱又是賠款,又是道歉,一水全跪了,說真格的,這就是民族危亡時刻,無聲無息的消失,還是重新站起來,這已經到了最後時刻。
五十年,也就是五十年後,咱中國人扛著槍帶著小米,和全世界所謂的精銳在朝鮮這嘎達進行了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廝殺。
我們沒有飛機,我們沒有大炮,我們沒有汽車,甚至我們連棉衣都沒有,我們有的是兩條腿,兩條胳膊夾著的步槍和手榴彈,進攻,進攻,不斷的進攻,打他狗日子的,憑啥不讓俺們好好的活著,俺們吃口飽飯你們就來禍禍,憑啥?
那就去死吧!一百萬的聯合國軍,被咱打崩了,美國人被打哭了,很多國家被打服了,這場廝殺結束,中國人反而有了朋友!
中國人不尚武嗎?呵呵!只是變了一個形式,俺們擱到了骨頭縫裡了,不到最後一刻不會拿出來,能做下來談的,為嘛要動刀動槍的,這不健康!
後來越南和美國人打,咱就在越南的土地上劃了一條線,別把炸彈丟過來,美國人很聽話的。
咱們的尚武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咱們在進入中央集權社會的時候,戰爭已經變成了一種國家行為。
其實任何一場戰爭都是對國家各個方面的考驗,這種考驗甚至會演變成一種很難修復的傷害,所以咱們對待戰爭總是很謹慎的。
要記住咱的文明有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咱總是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所以中國文明才能延續至今,所以這種不斷的嘗試讓咱們對待戰爭變的越來越謹慎了。
因為戰爭導致滅國的有很多的,別的不說就說隋煬帝,您說大隋朝不厲害嗎?厲害啊!但結果如何呢?不用俺說了吧!
這是一點,再有一點,咱的地盤是不斷擴大的,說真格的周圍有價值的土地都被咱徵服了,而茫茫大草原上這真的不適合咱居住。
咱每次徵服大草原,最後還是會放棄的,最終依然會導致大草原上湧現出另一批遊牧民族。
這在當時看來,就有點得不償失了,傷筋動骨的進行徵伐,結果還不要,太浪費了,所以咱對草原就採取了守勢,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再有一個兵權不能過分的丟給武官,因為武官一旦獲取了足夠大的兵權往往就會形成地方割據,最簡單的說唐朝的覆滅就覆滅在了武官們的兵權過大。
所以在這一點上,宋朝進行了改革,到了明朝直接給武官們的腦門上弄了一個玻璃一樣的天花板,兵權落在了文官們的手裡。
經過這樣的改革,所以咱們的尚武變了。
這就是遊牧民族越來越難打的原因,咱開始守了,有那麼個不思進取的意思。
而且遊牧民族他們也在變,他們的組織能力,和學習能力也在加強。
最簡單的說,匈奴的時候,他們連文字都沒有,後來呢?文字有了,還講究起血脈傳承。
有了文字,有了血脈傳承這類的東西,有些經驗,有些認識就會積澱,一旦積澱,不變強,這都是胡說。
當然相比較起來他們的這種傳承和積澱還是太過薄弱了,所以元朝沒用一百年的時間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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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遊牧民族沒變,變的是中原王朝。
所謂難易、強弱,更多的是個相對概念。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
宋之前的中原王朝,是敢於直面強敵的勇者;而宋朝的統治階層(以及明朝後期的士大夫們),是一群只會壓榨百姓、精通內鬥的怯者。
先對比兩句名言:
霍去病說:「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漢武帝從此對他更加器重,把他視為打擊匈奴的王牌。「由此上益重愛之」
嶽飛說:「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然後,他被宋高宗以及一眾文臣聯手做掉。
其實筆者想表達的已經很明白了,下面細述。
在唐朝以及之前,北方的遊牧民族並不比契丹、党項、女真、蒙古弱雞,相反甚至更加可怕。以漢、唐為例,這兩大以強盛聞名的王朝,在起步階段,卻無一例外面臨著北方草原政權的凌壓與羞辱。
在擊敗項羽後,漢高祖劉邦對於當時統一了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在思想上並沒有足夠的認識。公元前201年,他親自率領32萬大軍迎擊匈奴,結果中了對方的誘敵之計,被40萬騎兵圍困在白登山7天7夜。脫險之後,漢王朝就開始了對匈奴長達數十年的和親贈禮、委曲求全之策。
以馬匹為指標,對比下雙方當時的實力:劉邦湊不齊四匹同色馬;而白登之圍時,匈奴40萬大軍分布在四個方向,每支隊伍中的10萬匹馬都是同一種顏色:「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
唐王朝也好不到哪兒去。隋朝末年北方的各大割據政權,背後都有突厥人的影子,李淵當然沒能免俗。但這也帶來了巨大的代價:突厥人依仗著這份恩惠,對李氏是予求予取,稍有不滿,即大舉南侵,唐高祖李淵甚至被騷擾的考慮遷都;待到李世民剛剛即位,突厥可汗甚至帶著大軍逼近長安城,英明神武、戰力彪悍的唐太宗不得不達成便橋之盟,通過饋贈財物解決了危機。
而北宋初年的情況,其實比漢唐好得多。
公元979年,宋太宗趙光義親徵北漢時,在白馬嶺大敗前來救援的契丹軍隊;緊接著,他率軍北上,一路勢如破竹,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圍攻燕雲十六州的核心重鎮幽州城。在幾乎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宋軍受到契丹突襲、三面受敵,在高梁河大敗、陣亡萬餘人,趙光義本人也光榮掛彩。
好在契丹主帥也身受重傷,無法窮追猛打。接下來的20多年裡,雙方在邊境陸續衝突,但都未能有所建樹。宋真宗時期,宋、遼達成了澶淵之盟,以送歲幣、絹布為代價,達成了暫時的和平。
由此可見,漢、唐、宋建國初期,在北方面臨的壓力並沒有多大差別(形勢佔優的明朝更不用說)。可能有人說燕雲十六州,但我們別忘了,在西漢初年,連河套地區都在匈奴人手裡。
開局並無不同,差距在接下來的應對。
西漢初年的治國之道,表面上採取的是道家的無為而治;然而在骨子裡,卻是「漢隨秦制」,幾乎全盤照搬了秦朝的嚴刑峻法;這一階段,是「酷吏」最集中的時期,「緹縈救父」這種看似溫情、實則殘忍的典故,正發生在以柔和知名的漢文帝在位時。
到了漢武帝在位時,當他決心放棄數十年來的屈辱和親政策、以武力解決北方邊患時,面對著朝廷裡排山倒海的反對之聲。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年的安逸生活,讓新興權貴們不願意冒著捨棄既得利益的風險,搭上財力、物力甚至性命,去改變邊境居民日復一日被掠奪、屠殺的慘狀。
所謂「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跟既得利益階層商量改變現狀的事,那等於是與虎謀皮,基本上不大可能。但漢武帝延續了祖父漢文帝、父親漢景帝時期深文酷法、繁刑嚴誅的作風,輕而易舉壓制了反對意見,並且打破常規,大刀闊斧起用與自己理念吻合的經濟、政治、軍事人才,通過數十年如一日的對外擴張,不僅消除了匈奴這一對中原生存威脅巨大的強敵,還奠定了其後千餘年中原王朝的地緣框架與疆域基礎。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是漢王朝血性的真實體現。
下一個像西漢這樣,數十年致力於打壓強敵、拓寬生存空間的王朝,正是唐朝。
在便橋之盟後,面對國力虛弱、人口銳減的現實,李世民君臣一邊整頓吏治,輕徭薄賦,一邊枕戈待旦、加強練兵,積極策劃著對突厥的復仇。
短短3年後,抓住對方遭受天災、內部矛盾迭起的契機,唐軍發起了對東突厥的反攻戰,李靖、李世勣等名將聯手,一舉端了敵人老巢;曾經不可一世的頡利可汗,被唐軍俘虜。不久,唐太宗李世民被原依附於突厥人的周邊政權尊奉為「天可汗」。
不僅如此,一直到安史之亂前的100多年裡,唐朝歷代統治者一直致力於對外徵伐,現實的威脅固然要對付,潛在的敵人更要趁早剷除。與隋朝接力滅亡高句麗的舉動就是例證。無數的頂尖人才,這在個過程中嶄露頭角,出將入相、金戈鐵馬,「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即使那時的文人,也是如此的鐵血。
若問哪個民族配得上「戰鬥民族」的頭銜,不用往北看,咱們自己就是。我們的國土,並不是撿來的。
但經歷了五代十國後,趙氏兄弟為了解決長期以來藩鎮割據、武將篡權的局面,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重內輕外、重文輕武。為了鼓勵社會人才棄武從文,他們下了很大一番力氣,比如大幅提高科舉名額,中舉就可以當官,以至於養了無數的冗官;文人帶兵,打壓武人;儒家傳統經典列為科舉考試的核心內容,以提高「君君臣臣」的意識;程顥、程頤、朱熹折騰出的「程朱理學」,被譽為中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躍,但實際上,呵呵......
當然了,還有那句為無數文人津津樂道、頂禮膜拜的祖傳家訓:誓不殺大臣及言官。「與士大夫共天下」,也就是既得利益階層把控天下。
宋神宗在位時,試圖以變法強國,從而一雪前恥、振興中原。這跟當初的漢武帝有一點類似,不過他面對的朝廷可不是當初的西漢,此時的既得利益階層已經翻身當上了主人:
宋初對待士大夫階層的寬容,反而營造出一種奇葩的離心力;掌握了朝政的大部分文官們,以對抗變法為勇,以得罪當權者為榮,以維護傳統秩序為使命。為了反對而反對,只要是改變現狀的政策,勢必會遭受各方的圍攻;王安石的變法,即使有宋神宗的支持,也顯得舉步維艱,以至於變成了四不像。
其實就是利益作祟。宋朝以來的重文輕武理念,反而造就了權勢大到變態的士大夫階層。社會經濟文化無比繁榮,但財富都集中在文人集團手中,老百姓則被壓榨得痛不欲生。
在這種畸形的社會架構下,中原王朝失去了對外剷除潛在威脅、拓寬生存空間的動力與實力,變得小富即安、故步自封,沉迷於所謂的羈縻、懷柔、安撫。但實際上,如果沒有實力為後盾,古往今來,沒人吃這一套。北方遊牧民族從而得到了無壓力的野蠻生長空間。
無論是宋末,還是明末,即使皇室試圖振興朝綱、竭力對抗外敵時,發現自己根本使不上勁:財富都在自己所依仗的利益集團手裡呢。那找老百姓盤剝?已經被壓榨到極致的人們,只有奮起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