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劉徹，為什麼「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就要先弄清楚，儒術是什麼，與其他諸子百家相比，儒術的優勢是什麼。

先說什麼是儒術。其實先秦諸子百家，其實都是不同文化領域中的哲學方法論。

老子莊子的道家思想，出現得最早，覆蓋面也最廣泛，是廣義的哲學方法論；商鞅韓非子的法家思想，是政治法制層面的方法論，相對其他學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論，所以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國，完成了天下大一統，制定了全國統一的文化制度和法制制度。

此外還有，墨家思想，是其中最為理想化的哲學思想，講究兼愛非攻，是非常「陽春白雪」的理想主義價值觀；最直觀的是兵家思想，也就是《孫子兵法》，這是軍事戰爭的方法論。

而這其中的儒家思想，偏偏是教育學習方面的方法論，同時，儒家在推行自己教育學習思想的同時，自己也在不斷吸收學習其他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內容。

實際上，漢朝建立最初，劉邦採取的治國思路，也是偏向於法家思想的，就像是完全繼承了秦朝的大一統思路。而後來，漢武帝劉徹發現，經過了幾百年的變革之後，儒家思想，已經大量吸收了其他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成為了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了。

那麼在之後，人們只需要遵從儒家不斷吸收學習的方法論，就能夠不斷進行自我完善自我成長。

於是乎，說是「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繼承了儒術，就等於是繼承了諸子百家的所有精髓思想了。

而且說是「廢黜」，其實並不是趕盡殺絕，就像道家思想，在漢朝還衍生出了道教的宗教文化，而幾乎被秦始皇趕盡殺絕的墨家思想，依舊遺留到了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西南邊印度的「非暴力不抵抗」，就與墨家思想的「兼愛非攻」如出一轍，幾百個民族幾百個宗教，彼此可以求同存異，至少做到表面上和平共處。

此外還有我們的一帶一路，積極發展高科技和工程學，這也是墨家思想的一個精髓，而後對世界各國「兼愛」，即便有反對我的存在，我也首先採取「非攻」的和平主義思想。

說起來我們是儒家文化圈，實際上，我們的儒家文化中，早已包括了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中的方方面面了，就連現在美國的霸權，其實也都是秦始皇玩剩下的法家思想。不信你看，美元霸權是統一貨幣，英語國際化是書同文車同軌，美國人250年都沒把秦始皇25年裡所做的事玩明白呢！

儒家思想一直是秦之前的主流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家與論由公開轉向隱蔽。西漢前期，朝廷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但指導政治的卻是黃老刑名之學，儒生與黃老刑名學者經常發生爭論。加之這一時期朝廷與諸王國並立，各學派士人遊諸王國求祿，助國王反抗朝廷。漢景帝滅七國後，全國政治統一了。漢武帝繼任帝位後，急需實行學術統一。於是，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應運而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正式形成。

董仲舒是漢景帝時的博士。漢武帝時，他將儒家的「天人合一"說發展成為「天人感應"論，肯定「天"有意志，自然界萬物都是「天"有意識安排的，社會上的人事是「上天"意志的體現。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就為「君權神授"找到了理論根據，將神權與君權溝通起來。

董仲舒將孔孟的君、臣、父、子的宗法等級觀念發展為「三綱"、「五常"的封建教條。「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用以規範封建等級秩序和道德。

公元前134年，他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採納。漢武帝罷黜儒家以外的博士，設立太學和五經博士官。儒家正式列入官學，逐步發展成統治集團的正統思想。

1.漢初,特別是呂后專權時期，為使國家休養生息，治理國家以道家思想為指導，主張清靜無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最好的選擇，人民得以安居樂業，經濟得到繁榮，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道家思想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

體現在：邊境動蕩不安，匈奴人虎視眈眈，時刻威脅著北方邊疆，南方因少數民族尚未完全歸順，時常有反叛發生。另：諸侯王勢力日益坐大，直接威脅到漢中央，這是令人頭痛的問題，呂后，文帝，景帝時代都一直在解決，可惜都沒有解決好！顯然這兩個新出現的問題只用清靜無為來解決是沒結果的。

2.漢惠帝劉弗陵廢除了《挾書律》，喚醒了諸子百家學說，其中以儒、道兩家學說影響最大！武帝上位時，儒學已經進入繁榮階段；雄才大略的武帝順勢而為，推行「舉賢良對策」，使儒家思想煥發了新的生機！

3.武帝有政治抱負，急需加強中央集權！董仲舒不失時機地提出「春秋大一統」理念進行唱和，他認為儒家六經之外的學術流派都應當罷黜，從而讓人們的思想高統一起來，他又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和「君權神授」的思想以加強君權，針對道德，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的思想，以此來維護封建君主專制。

因而漢武帝同意了董仲舒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

漢高祖劉邦做皇帝的時候，曾去孔子的家鄉祭祀過孔子，使儒家的學說受到社會更多的重視，但是，當時其他學說也都有不小的影響，與儒學並存於思想文化領城。漢武帝繼位的當年，就以對國家統治有妨害為理由，罷免所有研習法家、縱橫家學說的「賢良」，由此改變了以往聽任各種學派自由爭鳴的政策，邁出了統一學術思想的第一步。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賢良」考場上，批評法家思想是使秦朝二世滅亡的主因，宣揚經過改造的儒家理論是夏、商、周幾百年統治得以鞏固的指導思想，提出應廢止其他各家學說，而尊崇儒家學說為唯一指導理論。漢武帝從此採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

漢武帝是歷史上雄才大略的皇帝，正是因為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完成歷史上偉大的思想的統一。這也是我們的民族被稱為漢族的原因。

• 1）儒學大師董仲舒總結的三個理論！

董仲舒是一個儒學大師，一輩子在研究學問和著書講學，做官的時間非常短。他對《春秋公羊傳》有非常深的研究，他的理論基本來自《春秋公羊傳》。

《春秋》是孔子編寫的春秋時代的一段歷史。但由於孔子記述的非常簡單，很多人看不懂，因此有三個人對《春秋》分別做了注釋，然後形成春秋三傳。《左氏春秋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

• 董仲舒研究的就是《春秋穀梁傳》。後來他創造性的提出了儒學的三大觀點：

第一，君權神授天人感應。

他第一次真正解決了王朝更替的合法性，也解決了推翻那些殘暴王朝的合法性。同時警惕正在執政的皇帝小心上天的警示！

第二，大統一理論。

這一句通俗的說就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但無論怎麼分，最終會走向統一。大一統理論一問世，統一就成了歷代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奮鬥目標。客觀上促進我們一直是個統一國家的原因。

第三，三綱五常理論。

這個理論非常重要，從理論上完成了從個人到集體，從家到國的理論依據。完成了國家基礎的三腳架。把個人和國家串聯在一起。

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裡的綱是指的是表率和領導性。

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這是社會中每個人做人的標準。類似於現在的四有新人、五好少年。就是做人要有愛心、有責任感、懂規矩、有智慧、講信用！

• 2）漢武帝的慧眼識珠！

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創造出了燦爛的文化。秦始皇靠法家統一了天下。但由於秦朝是靠武力統一天下的，沒有統一天下的正義性，所以備受爭議。再加上六國殘存貴族的推波助瀾，大秦帝國在秦始皇死後一夜崩塌。

靠武力統治的天下，一旦武力不行的時候，天下會迅速分崩離析！

劉邦是靠推翻了暴秦統一天下，這在漢朝初年基礎性非常強。老百姓剛剛過苦日子過來，還比較認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皇權的合法性受到了質疑，然後就有了七國之亂。

大家都是皇帝的子孫，幹嘛只能有你當皇帝。七個國家的子孫都想做皇帝，皇權的合法性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雖然最後漢景帝平定了七國之亂，但人人都可以做皇帝的種子留在了大家心中。

所以到了漢武帝時，這個現象特別嚴重。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採用了兩個辦法：

第一，採用了主父偃的推恩令，把王國變小，沒有對抗中央的能力。

推恩令是一個好辦法，但推到最後就完全違背了設立王國的初衷，保證王朝的正統地位。一旦沒有了王國，那麼被外姓篡權的時候誰能撥亂反正。所以推恩令雖好，不是解決王國問題的真正藥方。

第二，繼承人的正統性，君權神授！

而董仲舒的君權神授才是根本上解決皇權正統性的唯一方案。上天才是人不敢違背和無條件順從的神靈。如果皇帝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顧，是上天安排他做的皇帝，有這樣的後臺，誰敢反抗？

所以說董仲舒的「君權神授」用最好的方法解決了人人都想做皇帝的問題！這是上天的安排，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特別是老百姓相信這個，直到今天我們還能聽到民間關於「王莽趕劉秀」的傳說，就因為劉秀是真龍天子，所以王莽殺不死他！

漢武帝一看董仲舒的理論，是萬分高興。這些理論，最好的解決了漢武帝要解決的問題。

特別是「大一統」論，和「三綱五常」制，簡直就是為漢代大帝國量身定做的。極大的維護了帝國的統一和和諧完整。

裡面不單有有對君王的要求，也有對普通人的要求。可以說董仲舒是一個百家爭鳴後的集大成者。充分把握住了帝國之道和人性。給漢武帝拿出來一個完美的方案。也開啟了王朝更替，大一統的局面。

綜上所述：漢武帝選擇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時代和歷史發展的需要。而董仲舒是一個文化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君權神授，大一統理論，三綱五常」等理論，就像是為漢武帝的大帝國量身定做的。統一了思想，還把帝國的權利構架下探到一家為單位，完成了一個多重的統一。

從此以後這套理論深入人心，成了民族的精神基石，心中的信仰。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國歷史上歷代皇帝都非常尊崇儒學，除了我們所知道的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而其他皇帝則是對如數，有著謎一般的迷戀。比如和秦始皇相提並論的漢武帝可以實行霸出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

那麼漢武帝在登基之後就立刻實行霸出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是到底為什麼呢？是可以加固統治還是可以統治思想。接著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在當時那個時代的歷史背景，促使漢武帝實行這樣政策的最主要原因。

首先漢武帝那個時代由於劉邦制定禮儀，促進很多學術思想家的活躍導致在很大一方面儒家，道家兩家，受到了很大的壓制。其中在政治的統治上，朝堂上主聊的思想就是無為而治，而且思想上主張黃老之學，可以說在漢武帝登基的時候，在思想上已經處於一種欲無求的狀態，這樣下去可能國家的思想就會被拉低。

這樣的思想已經跟不上漢武帝，急功近利的性格他就想要激發別人對朝堂以及對事物的積極性，所以準備學儒家在春秋時期大一統的治國方略，所以才實行了，我們現在口中所說的霸出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

歷史也證明這個政策不僅讓當時的漢朝有了很強力的發展空間，而且對後市的影響也是10分的巨大，如數也是成為了在那個年代最主流的東西儒學也慢慢的興起起來。而且學習儒家的學說可以讓人變得安定，是謀反之心少有。

這樣一個可以幫助統治地位鞏固的學術相對來說，讓很多的君主都比較喜歡。同時儒家也推崇王道需要以仁義治天下，儒家也是要求施以仁政，這樣才可以幫助國家的穩定，而且百姓們也非常遵從儒家的學說這樣學習儒家可以不失民心，安頓人心。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存在爭議。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是真的，為了統一思想，搞改革需要；獨尊儒術，是儒家給自己貼金的，故意噁心法家、道家學派。

有以下幾個原因：

1、在漢武帝之前，漢朝採用黃老之術治國。而黃老之術，主張君主「無為而治」，抓好主要政治綱領，不要過多幹涉老百姓。同時，注重休養生息，提倡輕稅薄賦，減輕人民負擔。這些主張，得到漢高祖劉邦、呂雉、漢文帝、漢景帝的重視，簡單地說，漢朝開國堅持"黃老之術」基本國策，100年不動搖，實際上滿打滿算也就堅持了60年。到了漢武帝這裡，國情、民情都開是發生變化，他認為黃老之術不適應當前治國，需要新的政治綱領與治國理論。（很多人誤認為，黃老之術就是道家思想，嚴格地講它是道家的左派，並不能全部代表道家全部思想。）

2、漢武帝雄才大略，有遠大的政治理想，年青人幹勁足，熱血沸騰，鬥志旺盛。但他知道，要改造漢朝，首先要改造漢朝思想與文化，漢武帝知道政治理論與意識形態很重要，要跟得上時代發展的節奏。漢武帝知道黃老之術，不適合漢朝了，再這樣無為而治，還得受匈奴的鳥氣。漢武帝政府，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理論，及官方主流意識。這個時期，儒士董仲舒的「大一統」政治理論很符合漢武帝的胃口，於是開始磨合。漢武帝需要新的理論，支持他搞改革，實現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董仲舒，也需要藉助漢武帝力量，為儒家注入政治勢力，排擠其他學派。儒家，也是在董仲舒的推動下，才從不入流的學派，成為官方主流學派之一，後來成為官方主流文化思想。

3、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是真的，為了統一思想；獨尊儒術，是儒家給自己貼金的，故意噁心法家、道家學派。漢武帝，是個明白人，儒家那套理論只是適合作為官方主力意識，天天在大漢新聞聯播念念，讀給老百姓聽很適合，教化老百姓好好做個順民可以。真要用來治國做實事，還是得靠法家那套理論才有用。所以，漢武帝一直是「外儒內法」，包括後面的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甚至是後面的劉秀等人，都是沿用漢武帝劉徹的治國套路「外儒內法」。

所以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很不要臉，純粹是自己給自己頭上帶光環。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歲首，一封將深刻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奏疏呈到了新即位的漢武帝劉徹面前：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漢書·武帝紀》

正是這封奏疏，開啟了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先聲。因此，對上疏建言的衛綰，明代學者楊慎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

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罷黜百家，綰之功何可少哉？

——轉引自《史記會注考證》

楊慎以為，就憑這封「罷黜百家」的奏疏，衛綰對西漢政治乃至中國歷史的貢獻就要超過蕭何、曹參等名相。這個結論，我私意以為下得或許有些草率。倒不是說「罷黜百家」的奏議不夠分量，正相反，它給予中國歷史的影響，我們無論做怎樣的估計都不嫌過分。

但這份奏議始於誰的主張，《史記》、《漢書》的相關記載錯綜複雜，卻很有做一番考據與推敲的必要。遽然將「罷黜百家」的「版權」歸於衛綰，恐難令人信服。《史記·儒林列傳》載：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災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史記·儒林列傳》

作為一個正統的儒家學者，王臧接受過嚴謹而系統的學術訓練，是西漢魯《詩》學派的嫡傳嫡子。早在漢景帝時期，王臧就擔任過太子少傅，作為東宮屬僚而與劉徹結下君臣之緣。雖然後來因為史籍失載的某個原因而被免職，但劉徹剛一嗣位，王臧就上書宮掖，再獲恩遇，並於一年之內超遷至郎中令。

至於趙綰，他和王臧同是魯國申公的弟子，此人能夠坐上御史大夫的位置，很可能與王臧的引薦有關。照《史記·儒林列傳》所說，王臧、趙綰在朝中佔據要職後，儒學對漢武帝的影響力明顯增強，這才引發了漢武帝詔舉賢良、罷黜百家的後事。

至於罷黜百家的奏疏為什麼是以衛綰而非王臧、趙綰的名義提出的，這恐怕不能解釋作衛綰與王、趙二人所見略同。因為衛綰從前就是個在戲車上表演雜技的賤役，不學無術，更談不上對儒學有何洞見。這個人只有一個優點——侍君醇謹、絕而二心。司馬遷說：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史記·萬石張叔列傳》

想當年，孝景帝為了給未成年的兒子劉徹遴選得力的股肱，可算費盡了心機。功臣如亞夫，戚屬如竇嬰，孝景帝對他們都不放心，最終獨把這個忠貞不二的衛綰指給兒子，以為將來新朝的輔相之選。此次衛綰上奏，要求罷黜百家，我推測更有可能是出於漢武帝的授意。

換句話說是王臧、趙綰引導漢武帝服膺儒學在先，而後漢武帝遂有了罷黜百家的念頭。只不過這個動議由衛綰以宰相之名在朝中正式提出，更能加重其分量而已。罷黜百家之議從醞釀到出臺的全過程中，衛綰應該只是充當了一個奉旨或希旨上奏的小角色，至於核心的決策圈子，他恐怕不在其中。

在奏議上署了名的人未必參與了決策，可沒署名的人卻是幕後真正的操盤手：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太史公的這段記載，乍一看真令人匪夷所思。王臧、趙綰先後上位郎中令和御史大夫，竟然是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暗中推動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在詔舉賢良、罷黜百家這件事上，竇嬰、田蚡和漢武帝這三位政治立場相去絕緣，政治利益相互衝突的巨頭居然鬼使神差地擰成了一股合力，助推王臧、趙綰在前面摧鋒陷陣。

照理說，朝中興起舉賢良、黜百家的呼聲，最應該感到威脅的人就是魏其侯竇嬰。因為他一生中最大的苦手武安侯田蚡之所以這麼積極地推動此事，明面兒上是褒揚儒學，私下裡卻是藉此打壓竇嬰的勢力。

想當初七國之亂的時候，魏其侯竇嬰已經升任了大將軍，貴盛無二。而那時田蚡還在宮裡做著一個不起眼的郎官，日後令他青雲直上的太后王氏和漢武帝劉徹也不過是王美人和膠東王而已。在竇嬰面前，田蚡跪起逢迎，禮如子侄。這份表面上的恭敬背後，田蚡實則對竇嬰的煊赫權勢實深深豔羨。

以田蚡的精明，他當然看得清楚，竇嬰所以能取得一人之下、傲視百僚的地位，跟他廣招門客、遍植私黨的遊俠作風是分不開的。但彼時的田蚡還不具備效仿竇嬰甚至與之競爭的條件，直到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新君劉徹嗣位，田蚡雞犬升天，局面頓時發生了改觀。

如今田蚡是太后同母異父的兄弟，當朝皇上的親舅舅。新皇帝剛一登基，年號都還沒來得及改，就下旨封田蚡為武安侯。與太皇太后竇氏的親侄兒竇嬰相比，田蚡的身份貴重已經不遑多讓，這自然極大地刺激了他攀比竇嬰的野心。可是拋開外戚的身份不論，單說在朝的政治勢力，田蚡此時仍是遠遠不及竇嬰的：

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籍福的話說得明白，田蚡之所以不如竇嬰，是因為「天下士素歸之」，也就是說竇嬰蓄士養客，黨羽甚盛。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武帝劉徹下旨拜田蚡為相，他也坐不住這個百僚之長的位置，前任丞相衛綰不就是因為鎮不住竇嬰才被罷黜的嗎？

竇嬰出身軍職，門下賓客當以功臣武將居多。田蚡要想抗衡竇嬰，他又該向哪裡擴張自己的勢力呢？

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幹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

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史記·儒林列傳》

西漢建立後，齊魯儒學作為天下最有影響力的私家學派之一，雖然早早地進入了漢朝的官僚體系，但一則因為朝政長期被軍人政治家所把持，二則因為法家和黃老學派的競爭，儒士在漢武帝上臺以前始終沒能躋身漢朝的權力核心。儒生們被歷任皇帝客客氣氣地養在博士官，束之高閣，這其實跟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秦朝儒生的境遇沒什麼兩樣。

武帝即位之初，朝廷裡仍以平定七國之亂的功臣武將話語權最重，而他們的領袖正是魏其侯竇嬰。軍隊最講究的是資歷。田蚡資歷太淺，不可能和竇嬰在軍界展開競爭。那他又想扳倒竇嬰取而代之，交結儒生以為奧援就成了一個可能的選項。

想當年七國之亂前，以晁錯為首的法家學派當朝主政，竇嬰和這幫功臣武將也曾在好長一段時間裡遭到壓制。借著戡亂平叛的機會扳倒了晁錯，竇嬰才有今時今日的地位。竇嬰能做初一，田蚡難道不能做十五嗎？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田蚡的真實目的恐怕是要與儒生結盟，擠進漢朝的核心決策層，把竇嬰等功臣武將排擯出去，就像當年竇嬰逼死晁錯的故伎一樣。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對田蚡的這點兒私心，年輕的漢武帝看沒看透，《史》、《漢》記載沒有答案。但從劉徹個人的角度去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於他有利的。當初父皇劉啟還在世的時候就對竇嬰的尾大不掉憂心忡忡。雖然孝景帝把衛綰推上了相位，期待他為劉徹擎天保駕，但衛綰勢單力薄，難堪重任。

扶植田蚡，讓他與竇嬰相互牽制，避免朝中權臣獨大，劉徹當然樂見其成。所以衛綰上書武帝，請求罷黜百家，我認為很可能就是出自漢武帝本人的授意。漢武帝和田蚡重用儒士，將鬥爭的矛頭齊齊對準竇嬰，竇嬰不但不予回擊，反而和他們一道推動罷黜百家之事，他這又是行的哪步棋呢？

建元元年衛綰進呈漢武帝的那封上疏，我們如果將裡邊的內容概括為「罷黜百家」，其實並不完全準確。衛綰的話鋒其實主要是指向了法家與縱橫家兩大學派，至於同屬諸子雜學的黃老學派，衛綰沒敢在奏章中公開點名。

因為此時實際執掌朝政的太皇太后竇氏正是黃老學派的信徒。投鼠忌器，衛綰乃至漢武帝本人對排擯黃老都有顧忌。可是一山不容二虎。儒士越來越受重用，黃老之學的生存空間仍是無可避免地要被壓縮，到了還是招來了竇太后慍怒的目光：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雙方的決裂發生在一年以後。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趙綰的一個提議徹底激怒了引而不發的竇太后：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趙綰的這封奏疏不禁令我聯想到清朝戊戌維新中發生的一樁故事。1898年9月14日，正在積極推進維新變法的光緒皇帝專程到頤和園覲見慈禧太后，要求太后同意他開設懋勤殿，並聘請外國顧問官輔助變法改革。這個提議當場惹得慈禧勃然大怒，她和光緒帝兩人為此還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此前對光緒的改革，慈禧太后並沒有表示出強烈的敵意，為何開設懋勤殿的請求卻一下子點燃了她和光緒之間的戰火？這其實是因為懋勤殿一旦開設，主持朝政的權力就會極大地向光緒皇帝傾斜，慈禧太后有被架空的風險。在宮廷鬥爭中浸淫多年的老太后能由著光緒「胡作非為」嗎？

沒有最高權力的支持，就沒有穩固的改革基礎。因此中國歷史上重大的政治改革往往都與權力的爭奪與轉移相伴而生。

光緒要求開設懋勤殿，是打著改革的名義架空慈禧太后；而趙綰上書，要求百官不再向竇太后（即東宮）奏事，等於明言削奪竇太后的執政權力，被逼到牆角的老太后只能絕地反擊，王臧、趙綰乃至背地裡地支持他們的田蚡和竇嬰於是乎都被老太后一紙詔令逐出了朝堂。

多年以前，梁人高遂曾對竇嬰說過：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竇嬰跟著田蚡去趟罷黜百家的這道渾水，結果卻徹底撕裂了他與竇太后之間的血緣親情。從此，罷職的田蚡還能仰仗姐姐王太后的裙帶關係繼續影響朝政，伺機東山再起。竇嬰卻永遠地淡出了漢朝的權力核心，淪為過氣老臣。司馬遷在《史記》中批評竇嬰說：

魏其誠不知時變。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竇嬰從權力巔峰的跌落是如此迅速，的確不能不歸咎於他對時局的錯誤觀察。但要說竇嬰胡塗到這個地步，甚至連田蚡、趙綰與竇太后誰親誰疏都拎不清楚，恐怕也不是事實。竇嬰的失敗說到底是野心太大。

七國之亂前，竇太后曾有意立少子劉武作孝景帝的嗣君，結果被竇嬰攪黃了。竇太后一怒之下削去了竇嬰的門籍，把他踢出竇家。直到七國之亂爆發，太后和竇嬰為叛亂的險惡形勢所迫，才終於冰釋前嫌。

把自己的全副身家寄托在喜怒無常的嬸娘身上，對竇嬰來說其實也不那麼保險。到建元元年，竇嬰既然已經成功地坐上了丞相的寶座，他也就有了擺脫太后、自立門戶的資本。

參與推動罷黜百家之事，一面可以避免儒生這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被武安侯田蚡盡數爭取過去，另一方面又可以藉機向竇太后奪權。這看起來應該是個一石二鳥的計劃。

只可惜，這個計劃所甘冒的風險太大，竇嬰孤注一擲，孰料輸得最慘，被迫黯然下野。而在他下野4年後，年邁的竇太后也駕鶴西歸。於是，那一張原本坐著四個人的賭局，便只剩下田蚡和漢武帝二人對賭了。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王先謙《漢書補註》。

本文系晉公子原創。已籤約維權騎士，對原創版權進行保護，侵權必究！如需轉載，請聯繫授權。

歡迎分享轉發，您的支持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

— THE END —

文字|晉公子

在強極一時、暴虐嚴苛的秦朝滅亡之後,又一個統一的政權「西漢」建立。與此前出現的由貴族建立的政權具有最本質不同的是,西漢政府是由社會上的平民創建的。以劉邦為首的一大批功臣名將,都是社會底層出身(除了張良是韓國貴族後代),對社會弊病和民間疾苦有直接的感受和深刻的了解。

他們在推翻暴秦、建立新國家以後,總結並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所以在西漢初年奉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政策,以讓這個從秦朝接手過來的巨大的「爛攤子能夠儘快恢復元氣。「無為」並不是不為、什麼事都不做,而是不亂為、不盲目去做。漢初的各種制度、法令大都沿襲秦朝,並未輕易更改—這個國家就像大病一場的人一樣,需要靜靜地休養。

在漢高祖、漢惠帝及此後劉邦夫人呂后掌權時期,雖然也經歷了 異姓王的叛亂、外戚「諸呂之亂」等動蕩,但上述這種治國方針基本沒有改變。到了漢文帝、漢景帝時,則繼續將之深化,採取了輕徭薄賦、減輕刑罰等諸多措施,社會經濟因而得到平穩發展,百姓安居樂業,史稱「文景之治」。在景帝時,雖出現吳、楚等七國同姓王的叛亂事件,但很快就被中央政府平定,地方的分裂傾向立即得到遏制,社會秩序更加穩定,戶籍人口迅速增加,財政逐漸充足,國力也穩步上升。此時已經和西漢初年民生凋敝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語了。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社會的活力湧現,各種問題也開始出現。作為一個大國家來說,政府不可能水遠「無為而治」,這就如同人的病養好了總要恢復鍛鍊,進行各種活動一樣。而這時,就到了漢武帝的時代。

漢武帝16歲便登基為皇帝。當時他的祖母、漢文帝的皇后竇太后還在世,她是「無為而治」的堅定擁護者,還常出面幹預朝政。武帝不便違忤祖母,所有朝廷政事,都隨時向她請示;連漢武帝的老師儒者王臧,及王臧的同學趙綰都因違逆了竇太后的意旨而被革職下獄可想而知漢武帝要有所作為,改變國策方針,該是如何阻力重重。直到幾年後竇太后去世,武帝才能放開手腳,任用大儒董仲舒來進行改革。武帝之所以重用儒生,是因為秦朝過度崇奉法家統治而很快滅亡,西漢立國以來遵行的是道家學說,而這時的儒家已經融匯了戰國百家爭鳴以來的道、法、名、陰陽等各家學術成果,形成了「新儒家」,在武帝看來,這種學說更加適合做統治思想。他根據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只設立儒家的「五經博士」。

其實早在秦始皇年代就已有博士七十人」的設置,但這些人的身份頗雜,並非都是儒生,也有一些文學、方術(如佔夢、卜筮之類)之士。而漢武帝時期的博士,則是專門研究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中所記載的歷史與政治,他們雖不擔任實際職務,但可以參加政府工作會議;他們還有一定的招收弟子的名額初時博士的弟子只有50人,到了西漢末年已增至3000人。由此,「經學」逐漸對漢代政治產生重要影響。需要說明的是,漢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站在官方認可和提倡的立場上來說的,與此同時,其他各種學術流派和思想依然可以存在和發展,這與秦始皇「焚書」幾乎禁絕一切學術是有根本區別的。而且,董仲舒的政治學說實際上已經是糅合了儒、道、法、名、陰陽等家理念的綜合性學說,並不是停留於先秦時期甚至是孔子時代的那個儒學的概念了。

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就曾明確說,漢代自武帝以來實行的是一種「霸王道雜之」的統治,也就是儒家、法家思想並用的治國方式。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將之簡單理解為只信奉和尊崇儒家一家的思想學說。